12月10日，重庆市高院出台《关于审理工伤行政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其中一条规定经法官延伸解读后，引发了舆论一边倒的质疑，即“因为用人单位指派行为而引起的醉酒伤亡，应该算工伤”———“醉酒算工伤”。(12月11日《重庆晚报》)无数网民直斥这是为公款吃喝张目，矛头直指公款消费。

　　其实，这是彻底的误读。11日下午，新华社就此刊发了重庆高院的澄清公告，认为“醉酒算工伤”是“以偏概全的解读”。那么，真实情况又是如何呢?

　　首先，“醉酒算工伤”原本可算是条“惠民”规定，它扩大了工伤的认定范围，体现法治的灵活性和人文关怀，但不幸被误读了。被误读的规定原文为：“职工在工作中或工作前饮用酒类食品，工作中受酒精作用影响，行为处于非正常状态，由于本人的行为造成伤亡的，可视为醉酒，用人单位不承担工伤赔偿责任。”

　　一般人很难理解这段规定的“苦心”，这必须放在既有法律背景中解读。按《工伤保险条例》规定，醉酒后发生的伤亡，跟自杀一样，被排斥在工伤之外。这原本是合理的，但实际工作中，很多劳动者比如营销人员，不得不交际应酬喝酒，这种喝酒是受单位指派，其本质是劳动的一部分。当然，这跟《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本意里所描述的、因个人酗酒引发的伤亡事故，有着本质不同。

　　所以，如果“一刀切”，不加区别，将所有醉酒引发的伤亡都排斥在工伤之外，对劳动者并不公平。这也是重庆法官解读上述规定时，反复强调的“具体案情具体分析”的原因。2007年在上海，某啤酒厂的一位19岁女促销员在KTV中促销，因喝酒过多猝死。当家属要求认定为工伤时，单位的抗辩理由便是“醉酒不算工伤”的规定。

　　其次，这条规定跟公务员公款消费没有任何关系。它调整的是普通劳动者的工伤认定，属于劳动法范畴。而公务员的人事关系由《公务员法》调整，本来就不归劳动行政部门和法院管辖。近年的确有个别官员因应酬醉酒身亡，有的还被说成是“先进事迹”，“因公死亡”，这也是这次集体性误读的社会心理基础。

　　这个社会心理基础与备受诟病的公款消费、财政不透明有关，但还在于近年来的改革造成了公务员与公众的疏离：公务员跟普通人适用不同的法律体系，不同的养老金制度，以及不同的奖惩制度：普通人是劳动关系，公务员是人事关系，权益更有保障;公务员待遇明显优渥于普通人;公务员阶层有更大的话语权、更多的资源实现自己的利益……但却又缺乏现代法治成熟的监督，让民众对他们的一举一动疑心重重，是不是每个改革的决定，都是出自“分粥者”私心的驱动?这严重损害了政府决策的公信。

　　回到“醉酒算不算工伤”本身，重庆法院努力突破法律的字面理解，扩大了工伤适用范围，“为民争利”。但此前不少官员因“酒精考验”成为“英雄”，毫无“法律障碍”。不公平的地方在于，官员的“醉酒”与普通百姓的“醉酒”是完全不同的待遇。这远比公众误解的法院“白纸黑字”为公款消费张目更可怕，它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的矛盾和误解。从本次误读事件可以看出，社会矛盾的积累损害了公众对司法及公权的信任，甚至会扭曲政府一方的“善意”，造成更大的社会矛盾。因此，误读的社会背景比误读本身，更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