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法独立存在的必要性——兼论经济法的本质

    [提　要] 经济法在我国是新生事物，争论颇多。有的学者甚至否定经济法的独立存在，认为经济法只不过是民商法、行政法在市场经济下的新发展。本文先从经济法的本质入手，阐明什么是经济法、经济法为了适应人们那些需要应运而生；继而，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经济法的价值两层面，论述经济法独立存在的必要性。

    [关键词] 经济法　本质　干预　协调　宏观调控　市场规制　社会利益　公正　效益　经济安全

    在我国经济法属于新生事物，也属于热点事物。法学界对于经济法理论的研究、讨论非常热烈，而且经济法也以其热门程度成为近几年从业人数最多的法学专业之一。虽然如此，在某些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上与西方国家相比显然还很不到位，还存在许多模糊认识，追本溯源，其原因主要产生于以下几个方面：1、经济基础不同。经济法产生于20世纪初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重商主义的影响下，经济完全自由化，市场经济高度发展，出现了自身所不能调节的垄断、不正当竞争等一系列问题，要求国家出面予以调节，以弥补市场自身的缺陷，由此产生了以政府干预，调节市场失灵为主要功能的经济法。而对于我国来说，在经历了长期的计划经济后，正在向市场经济转变，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发展成熟与完善，对于什么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缺陷等问题，还处于摸索阶段，有的甚至是将国外的某些理论生搬硬套。这就决定了我国对经济法理论的研究仍然存在着许多不甚明了的地方。2、在我国法学领域的研究中，存在着封闭性、政治性（为政治服务）和非实践性（重理论轻实践的特点）等特点。因此对经济法的研究往往不注重与其他部门法的比较分析，且不考虑经济法实践的效果问题，使得经济法虽然在研究人数上占优势，但仍然很难成熟起来。因此，在经济法的理论问题上依然存在许多争论。

    下面笔者仅就经济法的独立存在问题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和经济法的价值两方面发表一下个人观点。在阐述之前，先让我们来明确一个问题，即经济法究竟是什么——经济法的本质问题。

    经济法的本质是经济法的一个基本范畴，也是经济法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之一，它是所有从事经济法学研究的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可以说经济法的本质是讨论其他理论问题的前提。

    在法学界对经济法的本质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1、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论；2、社会公共干预论；3、协调主义论。而对经济法本质最激烈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干预主义与协调主义”。

    持干预主义观点的学者认为，经济法的宗旨和理念就是干预市场经济运行，是对市场运行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进行的规制，是运用国家权力干预自然状态的市场活动以避免不完全竞争，外部性等市场失灵的问题，以及重新分配社会财富以求经济公平。

    笔者更多的倾向于协调主义。不错，经济法确实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市场不能克服自身缺陷、强烈呼吁以国家之手予以干预的前提下而产生的（其产生确实有一定的国家干预性），但是，对于经济法的本质，我们不仅要从资本主义经济法产生的实质来看，更要结合我国经济法产生的社会背景——在经济体制改革后才出现。如果说经济法的本质是干预主义，那么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前的那种计划经济，不正是完全的国家干预吗？为什么那时却没有经济法产生呢？干预主义，它过分的强调了经济法对“市场失灵”的方面调控，认为市场对自身的缺陷无法弥补，需要国家的参与来对其进行补正，通过政府的政策来干预经济。是“以‘国家之手’来代替‘市场之手’[2]（无形的手）来满足各种经济性的，及社会协调性要求而制定之法”。这就要求国家或说政府是“纯理性”的，是“完美无瑕”的。但实际上，政府本身仍然存在许多不能克服的致命缺点。第一、官僚主义。政府部门属于非盈利性机构，并没有像盈利性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提高生产效率的需求，其工作效率与利益没有直接联系，使他们并不存在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因此互相“扯皮”、“踢球”的现象层出不穷，无形中加大了政府的管理成本，又达不到管理的效果；第二、信息滞后性。与市场一样，政府在对市场运行进行调节或规制时，必须要先以一定的市场信息为基础，来判断该采取哪种方法来调整以及调整之后要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结果。但政府的信息来源主要靠各个基层机构层层传递，这就决定“市场失灵”现象的出现与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之间有一个时间差，不能很好地及时调整；第三、利益非普遍性。政府制定的政策不可能照顾所有人的普遍利益，必然会使某些人得利，而对另一些人不利。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就会为了自己能在政府政策中处于利益优势，“拉关系，走后门”，浪费市场资源，严重干扰了政府做出政策的准确程度和可信性，而不是用于生产上，产生了资源浪费。另外，对于政府来说也有其自身的利益，并且由于政府任期较短的原因，使得每届政府在对市场进行管理时，着眼点往往固定在本届政府执政时期内的政绩，追求短期效益，而忽视甚至妨碍了市场的长期利益。因此使得某些时候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参与不仅不能弥补市场的缺陷，反而更加降低了市场的效率，使人们在对市场失灵迫切需要政府干预的同时，对政府自身的问题忧心忡忡。因此，对于经济法来说，不能片面的强调“国家之手”或“市场之手”，其本质应是平衡协调，即一方面，经济法是市场存在缺陷情况下的一种法律救济；另一方面，它必须在确认政府对市场失灵的干预的同时，对政府干预的缺陷加以纠正和限制，在市场和政府之间求得平衡，协调两者关系，兼顾两者的利益。

    经济法这一协调本质对经济法的其它理论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而且通过经济法的本质我们也可以看出，经济法在现实生活中的独特意义。

    一、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看经济法的独立存在

    调整对象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此部门法与彼部门法的区别。简单来说“调整对象”就是该法律所调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

    许多否定经济法独立存在的法学家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包括在民商法和行政法领域中的，因此应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分解开来，分别划入民商法和行政法门下。我们说这种观点是不能被接受的。诚然，在现实中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表面上确实与民商法、行政法的调整对象类似，但并不能据此否认经济法具有独立的调整对象。况且，现实社会是纷繁复杂的，大量的社会关系需要不同部门法从不同角度予以调整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而且的确存在某些“独立”的社会关系，已有的老部门法（如民商法、行政法）已经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调解，而必须由一种新型部门法——经济法调整。在这里所说的“独立”并不意味着“绝对专有”，而应被理解为是一种“共性”[3]，相当于同一类型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在社会生活中存在同一类的社会关系需要经济法予以调整，这“同一类型的社会关系”就是经济法调整对象。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着一类与民法所调整的平等、自愿的财产关系相区别的经济关系。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单一的受国家计划的指导，国家对企业让利放权，企业的自主权进一步扩大，但追求利润的特性使得企业更愿意从事那些获利丰厚、负担风险较小、成本较少的行业。因此便产生了一种两极分化的趋势，对于那些社会公共事业，那些高风险、高投入、基础性行业，由于商人追求利益、规避风险的天性而缺乏投资欲望，企业不愿意经营；另一方面，那些盈利好，回报好的行业，企业经营相对过于密集，迫使市场资源分配极不均衡，造成社会产业发展的不平衡。为了维护社会的基本秩序，保护全体社会的公共利益，国家摆脱了高高在上的地位，摇身一变作为市场经济的参与者投入到这些行业中来，动用财政力量对社会投资比例进行再分配，暗中调整、控制市场的运行，对市场经济进行间接的管理，以达到平衡社会利益目的。“而这种具有社会性和管理性内在结合的性质的经济关系，已经超出了民法（私法）调整的原则；同时又兼具行政法（公法）调整对象类似的某些特点，确切地说，它是一种公私利益协调兼顾与融合的产物”。是国家运用“宏观调控之手”对市场运行进行间接调控的表现，而这种经济关系只能有经济法来调整。

    此外，对于市场上为数众多的经营者，一方面他们的组织形式、产权责任等经济组织内部的经济关系，需要国家制定明确的法律、法规予以规制；另一方面，他们严格遵守“有竞争，就会有垄断，就会有不正当竞争”这一市场辩证法。市场“无形之手”造成的恶果必然要求“国家之手”给予调节。在这一领域中往往要求国家直接针对个案，制定相关法律，杜绝以后该类案件的发生。但这种干预并不是行政法意义上“基于国家公共权利”作用的政府行政行为，而是对社会进行调控。是基于社会公众的长期、持久利益的保护而着眼的一种经济管理行为，是政府运用指导、监督、计划等手段，对市场运行在微观上予以直接规制。

    当然，总的来说除了上述各种经济关系外，对于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过度运用权利倾向，政府自身利益和偏好的扩张性、官僚性等政府经济行为，经济法更应予以规制，以防止因权利过渡膨胀和权利至上而损害市场主体利益。

    总之，虽然立法者为了达到对某一类社会关系的有效调整，往往在同一法律中将民事、行政、刑事等各种调整方法根据需要进行有机结合、综合使用，但仍不妨碍各部门法拥有自己独特的调整对象。经济法则主要调整国家和政府、生产经营者、消费者之间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社会关系。当然，并不是说只要是有关社会公共利益的社会关系，经济法都要予以调整，对于那些市场能有效调整，经济法不能克服市场缺陷的情况，或经济法克服市场缺陷成本过高的情况，就没有经济法予以调整的必要了。

    二、从经济法的价值看经济法的独立存在

    “单纯的实在法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有当它能够符合人们的主观愿望，符合它的存在基础时，它才能实际的对社会发生效用和影响，此时法律面临的问题，是它能否符合人们的主观评价，及法律能否满足社会主体的需要，及法律是否能够发挥社会效用，这就是法律的价值问题”。[4]则经济法的价值就是人们当初在设置经济法成文法时最初的动机，为了满足当时社会的那些需要而设立的，及经济法设立之后运用到社会实践生活中来所起到的作用，达到的效果。

    首先，经济法的产生是为了满足人们对社会总体效益的追求。在近代，人们曾经认为个体效益与社会整体效益是一致的，社会整体效益只是全部个体效益简单的相加，只要达到了个体效益最大化就能促进社会总体效益最大化的实现。人们为了追求个人效益的最大化，对个人权利进行绝对保护，使得个人本位的民商法统领经济生活，财产所有权绝对和契约自由的原则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因此，个人行为只要是双方基于合意产生，法律一般是不给予限制的。由于每个经济主体均只从自己的利益、认识能力出发进行意思自治，不可避免的是资本和生产过分集中，很快便出现了垄断，不正当竞争的现象。当人们通过这种方式去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他们虽然表面上并没有伤害了某个公民、法人的利益，而实质上却妨碍了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损害了社会整体利益，也就是说他们是通过侵犯社会整体利益，侵害市场秩序，而侵害公民、法人的个人利益。实际上，对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明显不能是社会总体利益最大化，进而还有可能妨碍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因此，经济法为了满足人们对社会整体利益的渴求，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与均衡，而代替民法对经济领域进行调整。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经济法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平衡基础上的社会利益至上，并最终体现为社会公正、效益、经济安全这三个具体价值目标。l、社会公平——社会利益的核心。经济法不像民法那样以个体权利的保护为逻辑，追求个体在权利上、地位上的绝对平等，是竞争条件和利益获得的机会公平，它要求市场竞争的维护者建立和维护公平竞争的秩序，使每个经营主体，不管是强者或弱者，均有平等的机会进入市场，参与到竞争中来，并且所担负的经济代价和取得收益回报的条件是相同的，以至于在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领域、特别行为和经济弱者的具体人格予以倾斜性保护，通过干预、协助，增强弱者地位，使弱者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时能同强者抗衡（如承认优胜劣汰与实行公力扶持，鼓励自由竞争与反对市场垄断等），是以形式上的不平等达到实质结果的平等，从实质上为实现社会主体生存、发展机会均等创造条件，使大家在竞争中处于同一起跑线；2、效益———社会利益的基础。它要求经济法必须保障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实现对特定资源配置和利用的效益最大化。用有限的资源生产更多的社会产品，为全部社会成员个体谋求更多的社会福利，从而通过对社会利益的促进而实现对个人利益、集体利益乃至国家利益的保护和增长，即只有在全社会总体效益增长的前提下，个体利益的增长才是真正高效益的增长，从而实现最大的公平、整体的公平；3、经济安全———社会利益的保障。要求经济法在运用国家之手对社会经济进行积极干预，克服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维护促进市场机制本身的积极因素，在抑制和克服市场机制的消极因素的同时，更要重视强调政府干预经济的安全性和合理性，也就是说要更加注重对政府权利的限制，使国家经济权利介入市场活动必须符合法定的目的和程序，要依法调制、适度调制，防止以社会利益至上为借口，随意侵犯市场主体私人利益。

    总上所述，经济法具有与旧部门法相区别的独特的调整对象和法律价值，经济法超越了民商法的局限性，成为一个全新且独立的法律部门，对于民商法及行政法所不能调整的领域给予规制，完善了我国的法律体系，并且与其他部门法一道为繁荣现代市场经济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李长麒 我对“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论”的进一步解释[Z] 刘文华、王长河 经济法的本质协调注意及其经济学基础[Z] 郑少华 经济法的本质：一种社会观的解说[Z]。

    [2]金泽良雄 经济法概论[M] 满达人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顾功耘、刘哲昕 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Z]。

    [4]徐士荣、魏琼、瞿向前 经济法的价值问题[Z] 经济法论从第一卷。

刘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