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纷解决与和谐社会

解决纠纷，与我们的和谐社会建设有多大关联呢？或者说，解决纠纷对于建设和谐社会有多大的重要性呢？这是个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我把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总结为一句话：纠纷解决是社会和谐的第一要义。也就是说，纠纷解决是和谐社会的最重要的基础。如果纠纷解决这个问题没有被充分重视，如果纠纷解决机制太差，那么社会就不能称之为和谐社会。

　　首先，纠纷得不到即时有效解决，是社会不和谐的主因和表现。

　　任何社会都有纠纷。所谓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纠纷的社会。没有纠纷的社会是不存在的。和谐社会也有纠纷，那它为什么还能叫“和谐社会”呢？我以为，和谐社会之所以称之为“和谐社会”，并不是所有纠纷都被解决了，或者所有纠纷都消灭在萌芽状态了，而只是纠纷解决得比较好的社会，即纠纷解决得比较早、比较有效的社会。这样一个社会，实际上就是一个纠纷解决机制健全发达有效的社会。如果哪一个社会的纠纷能够即时解决、解决机制比较健全，没有把纠纷从小拖到大、从弱拖到强，没有让这些纠纷没完没了，这种社会就是和谐社会。所以今日说“和谐社会”是比较现实的目标，不是要建设古代中国人讲的“人人皆可以为尧舜”或者“满街都是圣贤”的社会。

　　其次，纠纷解决是为了恢复和谐、保障和谐。就是说，纠纷解决机制或解决纠纷的活动本身，就是为了使纠纷不要没完没了，要让这种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尽早打住，这就是纠纷解决的重要作用，或者是它对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意义所在。如果社会没有一个纠纷解决机制，或者纠纷解决机制不健全的话，那么这个社会的纠纷就会恶性循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到处都可能有反复循环的恶性报复，这种充斥复仇的社会就是一种不和谐的社会。一个能使纠纷尽早打住的社会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这是我要说的第二个意思。

　　再次，任何政府都应该以消灭纠纷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绝对不能够反过来，操纵纠纷、恶化纠纷、利用纠纷。这也就是说，不管哪一个朝代、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党执政，也不管哪一个政府，都要把解决社会矛盾作为自己最重要的职责。要让社会纠纷变少，以此为自己国家的利益基础；不要反过来，以纠纷增多为自己的利益基础，从人民的纠纷中捞取好处，希望人民鹬蚌相争、政府渔翁得利。这话听起来比较拗口，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我们过去的“斗争哲学”。

　　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整天就生活在“革命”、“造反”、“斗争”、“矛盾”的氛围里。我们听话一点，大人们就说我们是资产阶级小绵羊。怎么办呢？他们要我们“头上长角”、“身上长刺”，要我们“反潮流”。我们说，“头上长角、身上长刺”该怎么个长法呢？他们说，这个长法就是要“造反”。要我们整天盯着身边哪一个人在做“坏事”，然后与他们斗争。所以我小时候最惋惜的事情，就是身边坏人太少。那时，我整天想找坏人坏事，找到以后我一举报就可以立功，就可以成为英雄、模范。可是这种情况我就没碰到，所以英雄也没有当成。又比如，夫妻两人在家里面都不敢轻易说话，因为根本不知道妻子会举报，还是丈夫会举报。他（她）把你举报了，就可以成为英雄、模范，可以得到各种奖赏，能够入党，能够当干部；你就成了反革命、阶下囚。这种情况我们现在看起来是荒唐透顶的，在那个时候却叫做“大义灭亲”。

　　那个时候的斗争哲学就是这样的，你一定要在人群中挑起斗争，要让本来和谐的人们变得不和谐。

　　第四，和谐社会要解决纠纷，不一定是在青红皂白分明、天理昭彰的意义上的解决，而仅仅是在一种非常有限的意义上的解决。

　　这种说法大家可能不同意。纠纷解决不就是要伸张正义吗？不就是要把是非、善恶、真假、对错分得非常清楚吗？但是我要说，这种纠纷解决思路可能是不恰当的。总体上讲，纠纷解决是要分清善恶是非、分清合法非法，这是对的；但是很多场合，可以说到最后，纠纷并不一定是这样才解决的。它是用一种有意无意模糊是非善恶的视线的方式来解决的，也就是说很多纠纷解决是用“没有办法的办法”来解决的，不是用真正很高尚的道理或准则来解决的。

　　我认为高考也是用这种思路解决纠纷。要考试，不可能不划定一个分数线。只要划定一个分数线，就会引起纠纷；但只有划线才能最大限度地解决纠纷。有的人会讲，你那个分数线不合理，分数不一定代表智慧和能力。我的分数不够，但我很聪明。那怎么能证明你聪明呢？有人说我的文章写得好，可是你光作文分数高，别的怎么办呢？我们又怎能说服其他的人，证明你更有才华呢？划定一个分数线，至少让大家从一般理解的方式上看到了一点公平。所以用划定分数线的方式来解决这些纠纷，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也许有人又会说，这岂不是埋没了很多人才？的确，现在的招生方式，可能使一些人才永远走不上高等教育这条路，但也会使一些才能不高的人进入了高校。但总起来讲，它能保证从最大范围和程度上发现和选拔人才，划分数线就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纠纷。

　　其实，这种纠纷解决的思路在中国古代已经有人想到了。明朝的时候有个有名的清官海瑞，他就提出过一种“四六分理”的纠纷解决理论。他说：“我办案不一定要皂白分明！”审判一些疑难案件，要以“四六分理”的原则处理。什么叫“四六分理”呢？就是有理没理，四六分摊。比如说，审查原告时，现他有六分道理，那么要同时看到被告也有四分道理，也就是说他们两个的是非差别并不大。如果我查明被告有六分罪过，那么也要看到原告有四分罪过。这种方法，简单说就是“和稀泥”，各打50大板。用这种方式解决纠纷，总的目的是让纠纷双方当事人都感到没有绝对的道理，没有占到绝对的便宜。为什么要“各打50大板”，而不是一方打51大板、一方打49大板？道理很简单：如果那样，那个被打49大板的人就沾沾自喜，就会说：你看，我比他少两大板，我占便宜了。这样一种“让一方感觉占了便宜、一方觉得很吃亏”的纠纷解决方式，可能不但不能化解纠纷，反而会恶化纠纷，有鼓励诉讼效果。因为那个占便宜的会因为占了便宜而更想诉讼，那个吃亏的人会觉得我这次亏了我下次要扳回来，这不是激励诉讼吗？所以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法律家们在这个问题上头脑很清醒。他们觉得办案首先是要弘扬天理、国法、人情；但要是实在没办法的话，就用这个办法，即四六分理，各打50大板，让双方都得不到好处，以后都不要打官司了，这就是他们的一些思路。

　　有人会说，你这不是在违反我们民主社会的权利原则、法制原则吗？但是我要说，很多时候理想和现实是矛盾的。现在你去当法官，你说“我一定要把所有案子都严格依法处理，办得完全符合天理、符合国法、符合人情，”这样的话，你可能永远也办不了几件案子。从目前的情况下来看，对于疑难的民事纠纷而言，也许“四六分理”仍然是可行的办法。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范忠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