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院所腐败高发折射行政化体制积弊

据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统计，2005年至2009年，该院反贪局共立案侦查发生在辖区科研院所的职务犯罪案件12件12人，涉案金额共计279万余元。案件多发于科研经费使用、行政后勤服务、图书资料购置等方面。这种现象表明：科研院所已成反腐败不容忽视的新领域(1月5日《检察日报》)。

　　这些从司法实践中得来的第一手资料，无疑是表征现实腐败发展状态的重要依据，由此反射出的科研院所职务犯罪案发范围之广、涉案人员学历之高，以及科研项目经费管理混乱等，都成为今后预防和惩治贪腐的重要参照。基于此，诸多针对科研单位反腐的建议，也集中在对科研业务精英的法制教育，期待改变他们高智商低“法商”的素质结构，从而增强自我控制的防范能力。

　　不可否认，就任何一项公共治理而言，教育人都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与其他岗位相比，科研单位的人员知识层次高，接受法制塑造的可能性和容易度也大。但是，这种良好的法制塑造必须基于一种良性的制度环境。针对人性贪念，制度乃是对人性弱点的一种设防，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好，而坏的制度则会让好人变坏。考量当前我国科研院所腐败高发现象，关键的原因就是制度失守。

　　以高校为例。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高校改革和教育市场化、产业化的推进，在一波波圈地扩校和生源扩招的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的同时，也因参与市场机会和活动领域的拓展而变得“鱼龙混杂”。由于缺乏足够的制度规范，使得“象牙塔”内的资源调配成为职务犯罪的高发区，基建、采购、后勤和招生等领域的腐败令人触目心惊。从同济大学原副校长吴世明因受贿罪获刑十年，到南京财经大学原副校长刘代宁被控受贿160多万元；从湖北近年已有五六所大学的主管官员因腐败落马，到陕西查处的80多宗大学经济案，及至去年引起舆论哗然的武汉大学腐败案，此起彼伏的高校腐败让这片“净土”喧嚣不止。

　　分析这些个案，个人思想防线不牢固然不同程度的存在，但普遍意义上的警示则是制度防范不力，高校内的监督几近空白。市场化的改革路径扩大了科研院所领导手中的权力，但与之配套的权力监管机制并未形成，自治性的规范极度缺失。例如武汉大学早在2006年初就开始了校院(部、系)两级财务管理体制改革，通过预算制管理，学校直接“分钱到院”，由院系自主“理财”。这种改革的初衷本是扩大院系自治，可放权的同时并未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而是随着领导个人手中的权力被激活，权力变质的危险也同步产生。

　　其实从深层次分析，监督制度缺失的背后，根本上乃是行政化体制的病灶，造就了科研院所的官僚制内幕。从几百所高校处于教育部门管辖之下，到无数依附于各级政府部门的科研机构，一种套用官僚制的行政化体制，导致科研院所不仅在外部不能自由地参与市场竞争，而且内部管理上严格遵从上下级行政思路。其表现不仅是科研院所党政“一把手”多是具有行政级别的干部，任免根据隶属关系多由同级党委组织部门实施；而且各种课题申报、职称评定等莫不渗透着严重的“长官意识”。在“伪市场化改革”中，这种体制只是将权力交到了缺乏监督的科研院所领导个人手中，一所大学校长身兼教育家、企业法人、行政领导三职于一身。而在权力的利诱与腐蚀面前，任何人都没有天然的免疫力。

　　可见，科研院所腐败高发给我们敲响的警钟，不单是个人化的法制教育与表面上的制度建造，更是教育科研管理体制的深层变革。在香港和国外一些真正推行自治的大学，校长作为法人代表往往只是扮演一个“化缘僧人”的角色，利用其身份地位和社会关系筹集更多的资金，而对于资金的使用、教学建设以及科研管理等重大事项，一般由校董事会或民主荐举的教授代表民主表决，整个科研项目的全程运作，细至购买一块电池开发表等，都有详细而严密的操作规范。以此借鉴，在外围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推动行政化体制转型，强化科研管理民主参与和监督，才能破除“权力与腐败”的历史定律，最终以自由而规范的市场竞争孵化出科研创新的动力。

傅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