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格财产不适用善意取得---北京房地产律师，北京海淀律师，北京刑事辩护律师

发布日期：2010-09-12 作者：110网律师

  北京知名律师，北京著名律师
首席律师--孙奎律师 13021909386 010-63805958（法律咨询，法律顾问，诉讼代理等服务）
孙奎律师，法学理论功底扎实，知识全面，工作责任心强，认真负责。法庭上冷静沉着，能言善辩，谈判中亲切、灵活，具有十分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在诉讼实务和非诉讼实务方面都卓有建树，先后担任多家企事业单位的常年法律顾问；同时，孙奎律师致力于诉讼实务的钻研，在刑事诉讼实务方面取得不凡的成绩，代理的民事、经济、行政案件，胜诉率达八成以上。
    行政诉讼实务方面的部分典型案例：1、成功代理xx市葛xx镇官仓村五社诉xx市人民政府违法发放土地使用证行政复议案和土地确权纠纷案，撤销了xx人民政府发放的土地使用证、xx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土地确权决定书；2、成功代理xx县青溪股份制水电站诉xx县人民政府行政强制行为违法案，xx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xx市人民法院判决书，确定xx县政府行政强制行为违法。
    刑事诉讼实务方面的部分典型案例：分别在原xx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涉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案、原xx县委书记罗××涉嫌受贿罪案、xx县交警大队指导员唐××等5人侵占xx县华兴大理矿国有资产案、蒲××等8名川籍民工山东寿光涉嫌聚众斗殴罪案等一批社会影响大、法律关系复杂案件中,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法庭辩护，取得良好的审理结果；同时，积极为因刑事犯罪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提供法律服务，帮助被害人获得经济赔偿上百万元。
    民事诉讼实务方面的部分典型案例：1、成功代理谢××与xx省xx旅游有限责任公司竟业限制纠纷案，法院均采纳律师意见，判决谢××不承担竟业限制违约责任。2、成功代理李××与攀钢集团成都无缝钢管公司医院人身损害纠纷案，攀钢集团成都无缝钢管公司医院赔偿李××19万元。3、成功代理王某某与谢某离婚财产分割案，法院判决谢某的婚前财产归王某某所有。4·成功代理王xx与藏xx分家析产纠纷案，法院判决37万拆迁款归王xx所有。
    合同、公司、知识产权诉讼实务方面的部分典型案例：1、成功代理成都市市政开发总公司与冯××居间合同纠纷案，法院判决成都市市政开发总公司无须支付工程佣金费。2、成功代理辽宁营口鑫源金属套管有限公司与成都普利卡金属套管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案，博瑞广告有限公司与××广告公司合同纠纷案。3、成功代理成都排水设施管理处与成都红世股份有限公司房屋租赁纠纷案，成都红世股份有限公司自动撤诉。
    孙奎律师严谨的工作作风、娴熟的法律技巧多次受到委托人的赞誉和办案单位的好评，竭诚为各界朋友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孙奎律师交际广泛、思维敏捷、推理严密、办事干练；诚信、高效的办事风格；严谨、务实的工作态度；执业以来，办理过大量民事、刑事、行政等方面的诉讼和非诉讼案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与诉讼技巧；同时其良好的职业道德与敬业精神也博得了当事人的一致好评。在法律实务中，除了办理大量的诉讼案件外，在非诉讼方面，一直与媒体合作，针对社会热点、暗点，惩恶扬善。专长领域：北京交通事故律师，北京房产纠纷律师，北京刑事辩护律师，北京刑事自诉律师，北京行政复议律师，北京行政诉讼律师，北京分家析产纠纷律师，北京合同纠纷律师，北京医疗纠纷律师，北京公证代理律师，律师见证，北京公司法务律师，北京遗产纠纷律师，北京婚姻家庭律师，北京债务追偿律师，北京民事调解律师，北京企业法律顾问律师，北京私人法律顾问律师，北京知识产权律师，北京经济律师，北京劳动纠纷律师，北京法律服务，崇文律师，丰台律师，北京房地产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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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安衡律师事务所房产委员会
北京市安衡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委员会
中国法网婚姻家庭专业委员会委员曾在某国有企业及其子公司工作六年，先后在会计、行政部经理、子公司经理岗位从业，熟知公司运作模式以及公司合同、人事等管理的法律事务，具有丰富的企事业单位法律顾问执业经验。执业宗旨：诚信、专业、专注。服务涉及民事、商事、刑事三大法律领域，范围涵盖全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执业以来，凭借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扎实的法学理论基础、视客户为上帝的人生态度，所办案件赢得了广大新老客户的一致好评--北京房产律师，北京刑事辩护律师

内容提要: 属地管辖原则适用于网络犯罪已是不争的事实，但犯罪地连结点在网络背景下缺乏稳定性，容易带来属地管辖权的滥用。因此对属地原则必须适应网络的特性作出适当限缩的解释，从而使网络犯罪地既具有相对的确定性，也与管辖国的联系足够紧密，特别是网络犯罪的结果地，应当创设针对性标准，以行为者的主观面向来限制其范围。
    属地管辖原则是因犯罪地在一国领域内而建立起案件与该国的联系，进而由该国主张行使管辖权的原则，它在地理空间被奉为圭臬主要是基于属地连结点的确定性优势。而网络空间从本质上讲是无国界性的，网络行为参与者可以实时在线，可以在不经意间超越地理国界的限制而登录他国网站或虚拟地出现在他国境内，甚至其在方寸之间所为行为的后果可能是世界性的[1]。这样犯罪地连结点在网络背景下似乎缺乏足够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面临着失灵的危险。因此，如何顾及互联网的属性而就属地管辖原则作出正确的解释或适时加以调整，以适应该原则在网络环境下所面临的严重挑战，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一、属地管辖原则在网络犯罪案件中的适用现状
    虽然网络空间同真实的地理空间相比，表现出鲜明的虚拟性、无国界性和非中心性，但以地域主权观念为根基的属地原则在适用于管辖这一领域发生的犯罪时依然表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
    (一)各国坚持以属地管辖原则作为解决网络犯罪刑事管辖权的首要原则
    各国欲在尚无明确归属的网络空间彰显国家主权，对发生在这一空间的犯罪，自然希望揽案入怀。而传统的属地原则因为并未对犯罪地作过多说明，为各国任意解释留下了广阔空间，配合了各国主张扩大管辖空间的需要，故极受各国青睐。例如在Crown v. Waddon案中，因为根据英国1959年《淫秽出版法》的规定，在英国境内出版淫秽资料的犯罪人将被施以刑事制裁，于是被告Waddon为逃避责任，在位于美国的服务器上张贴色情资料。英国警方发现了该色情资料并对Waddon起诉。Waddon的律师在法庭上辩护说，那些色情内容都是在英国之外发表的，因此不应受英国法律的管辖。但Hardy法官却驳斥说，当Waddon向网站上传这些色情资料，以及警方下载这些色情资料的时候，发表行为发生在英国的境内[2]。显然这里英国是充分利用了属地原则对Waddon作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的，因为在此之前，在和互联网色情业进行的斗争中还没有这样的先例。北京房产律师，北京刑事律师，北京房地产律师，北京刑事辩护律师，北京律师事务所，北京丰台律师，北京海淀律师，北京朝阳律师，北京西城律师，北京东城律师。
    (二)各国结合网络特性认定网络犯罪地
    由Waddon案可见，各国在适用属地原则时结合了互联网的特性对案件作了场所化的分析。总体上讲，各国并不认为网络空间是完全独立于现实空间的，而是认为网络犯罪行为的要素仍与地理空间存在依存关系，在此前提下，承认只要犯罪的任何一个要素——预备行为、实行行为或者犯罪结果——发生在一国的领域范围内，属地原则即可发动，也就是坚持采取遍在说，主张犯罪行为和犯罪结果地均为犯罪地。同时各国从有利于自己行使管辖权出发，对网络犯罪行为地以实际上网发送色情资料的地点为准而不认可新兴的服务器所在地这一连结点，而在认定结果地时，充分考虑网络的属性，将能够上网浏览下载到有关电子信息的地方也视为结果地。
    (三)很多国家立法相继肯定扩大了的属地管辖权
    危险的先例一旦创出，许多国家纷纷效仿，以自己是网络犯罪结果地为由将管辖的触角伸向任何网络可及之处。如美国就禁止以赌博行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重要部分的安提瓜等岛国通过因特网向美国提供“远程”博彩服务，并曾在2000年判决一名在安提瓜注册成立“世界体育交易公司”，并通过因特网向美国提供赌博服务的公民科恩以21个月监禁并罚款5 000美元，并进而引发了安提瓜诉美国网络赌博服务争端的所谓“WTO自由贸易与公共道德第一案”[3]。而各国亦相继通过立法承认这种管辖权。如美国先后颁布了《网上禁赌法令》、《儿童在线保护法案》等法令，甚至是美国的一些州，也相继立法。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备忘录就明确，任何人仅仅只是在网上张贴信息，都有可能被置于明州的管辖之下[4]。又如，马来西亚国会通过的《资信及多媒体法令》规定：不受国籍限制，任何人在世界任何地方，只要与马来西亚的计算机相连实施了犯罪，即认为是在马来西亚境内犯罪[5]。如此一来，“使用人进入网络世界时即可能成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法律规范之对象，且纵使该行为于该国系合法行为，仍可能因其他国家认为系一违法行为而需受该国管辖”[6]129。属地原则适用于网络空间的这种游刃有余的现状，如果从刑事政策的角度加以概括，可谓是一种过分包容的立法与司法选择，它使得人们越来越担心，如此多的国家都能够基于属地原则行使其管辖权，那么这种管辖权的积极冲突又如何去应对呢？
    二、跨国网络犯罪属地管辖的理论纷争及解决
    为解决属地管辖原则被滥用而引发的管辖权冲突问题，事实上已有最密切联系原则、不方便法院原则等应运而生。如最密切联系原则主张在司法实践中通过比较的方法，分析在各种情况下具有并行管辖权的各国与案件联系的紧密程度，认为网络犯罪应适用与行为人实施网络犯罪最密切相连地的国家的法律[7]。但是这就不免涉及国家间的协调问题，受制于诸多不确定因素，所以归根结底还是各国在国内立法或司法层面上尽可能抑制属地管辖原则的适用更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冲突。由此争议的焦点集中到以下三个问题：一是网络犯罪的管辖应否承认结果地的管辖？如果承认的话，那么是否只要涉及的网络电子信息有可能在某地获得就意味该地可以主张管辖？三是抽象越境的国家对网络犯罪有无管辖权？这三个问题直接关系属地管辖权的确认，有必要一一厘清。
    (一)网络犯罪结果地应享有管辖权
    对于网络犯罪结果地应否享有管辖权的问题，一部分学者持否定态度。理由在于：网络犯罪大多系单纯举动犯或抽象危险犯，此情形，该行为在实行瞬间即已既遂，即非结果犯，自无结果地适用问题[8]。而在放弃“结果地”连结点的情况下，如果有必要处罚，即所发生的法益侵害必须处罚，那么，可以适用以保护国家法益为宗旨的保护主义原则。如果本国国民是网络犯罪的被害者，可以适用消极的属人主义原则[9]。
    上述理由是不能成立的。首先并非只有结果犯才有结果地。按照我国刑法理论通说，结果犯是指以法定结果为犯罪既遂标志的犯罪。而有些犯罪虽然不以法定结果为既遂标志，但它的成立可能包含有结果的要求。如诽谤罪即是，没有发生一些较严重的结果，那么谈不上“情节严重”构成犯罪，所以哪怕是行为犯、举动犯等，它们也是有结果地的。其次，网络犯罪也并非全都是举动犯或抽象危险犯。虽然网络犯罪的概念迄今还众说纷纭，但从国外较为通行的《网络犯罪公约》的界定来看，它包括以网络为犯罪对象的犯罪和以网络为犯罪工具(或场所)的犯罪。如借助网络故意杀人的犯罪，显然就是结果犯且存在结果地。再次，如果放弃以结果地为连结点，适用保护原则或属人原则，那么按照各国惯例，这两项原则的适用基本上都有双重犯罪原则的限制。假设行为地国不认为该行为是犯罪，其他国家即使有心管辖，恐怕也无能为力。如2000年5月，菲律宾的两名犯罪嫌疑人制造了“爱虫”病毒，给包括菲律宾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网络用户造成了巨大损失，但是，由于菲律宾没有确切的法律依据对其定罪量刑，所以该案最后只能不了了之。而依据属地原则主张管辖则不受双重犯罪的限制，这就凸现了这类案件中以结果地为连结点的必要性。此外，我国刑法在属地原则中已经立场鲜明地采取了遍在说，如果仅仅因为犯罪中介入了网络的因素就改变原有的规定，法律稳定性、严肃性何在？北京房产律师，北京刑事律师，北京房地产律师，北京刑事辩护律师，北京律师事务所，北京丰台律师，北京海淀律师，北京朝阳律师，北京西城律师，北京东城律师。
    (二)获得电子信息之地不能一概作为结果地
    坚持遍在说的立场，有人认为全世界都将会成为犯罪地。甚至于可以说存在一个国家的刑罚权竞合于所有的国家可能性[10]。如日本对于在国外的计算机服务器上发送猥亵图像的案件，鉴于“现实中在国内有不特定多数人正在复制阅览”，均肯定构成日本法上的猥亵物公然陈列罪[11]。照此推断，国际互联网所触及的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将是结果地。但也有人持反对视网络犯罪的抽象危险显现于国内便可认定其为犯罪结果的限制性主张[12]。上述日本案件的律师从己方利益出发就反对对结果地作如斯认定。
    将能够获得电子信息的地方一律作为结果地是不妥当的，它至少存在以下四个弊端：第一，虽然从维护主权的角度出发，扩大结果地有助于扩大本国的刑事管辖权，但在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如果在开设网站地是被允许的行为，在其他国家或地区被认为是犯罪并要受这些国家或地区刑法的制裁，那么这些国家或地区便是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给其他国家的公民，这势必导致“文化帝国主义”的泛滥[13]。第二，从行为人的角度而严，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或者说法益侵害性的认识或认识可能性通常是以行为所在地的法律作为评价与判断标准的，如果抛弃这一准则而以可能接触到这一事实或者信息的其他人的“访问”行为作为评价和判断标准，那么由于行为人不可能对网络所能触及的世界各国的法律均有所了解，也就不能预测自己的行为在其他国家将招致什么样的后果，任由行为地以外的其他国家来追究其刑事责任，就会使行为人随时成为犯罪人而不自知，这对人权的保障是极为不利的。第三，扩大对结果地的认定还容易导致择地诉讼的现象。例如对于网络诽谤犯罪案件，由于诽谤罪在很多国家都是亲告罪，而诽谤在这些国家究竟能否认定，其损害赔偿额的多少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原告完全可以选择某个言论的宽容度较低，损害赔偿额较高的国家下载网上诽谤言论从而在该地起诉。这方面的危险已初见端倪。如由于英国对于诽谤的损害赔偿额较其他国家和地区高，每年都有大量网络诽谤诉讼在英国提起。因此，有人称英国为“国际诽谤之都”[14]。这对犯罪人来讲也是极不公平的。第四，就网络本身而言，如果只要行为人的行为触及网络，他就有可能置于网络所能到达的地区管辖之下，这同互联网力图打破主权在地理空间上的有形界限，实现全球性的信息共享的特点是不相容的。其后果将是，要么网络服务提供者为了避免法律责任，以不断创新的过滤技术，不提供链接，不让自己网站上的内容被有可能认为是违法的国家或地区的网络用户阅读，从而不同地方的用户打开网页所看到的内容有天壤之别；要么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得不聘请律师以应付潜在的法律诉讼；努力使立法机关通过更多的保护性法案；支付保险费用以防御在外国败诉的风险[4]服务商的运营成本提高了，自然会延缓互联网的发展速度。所以，对网络犯罪的结果地究竟如何理解，还值得进一步分析。
    (三)单纯抽象越境的国家对网络犯罪不享有属地管辖权
    所谓“抽象”越境，是指行为人本身或其犯罪行为并未在某一国家的领域内实施，而只是在互联网络上以信号或者数据传输方式跨越了某国国境。例如，几名前联邦德国的学生通过国际互联网络进入美国国防部为克格勃窃取军事机密一案，这几名学生从西德登陆到日本，然后再从日本登陆到美国的一所大学，再从这所大学登陆到美国国防部的军用计算机信息系统并进而窃取军事机密。对此，有人认为，只要是被信号穿越的国家，都有刑事管辖权，因为从全球范围来看，对于此类犯罪不管辖不利于惩治与打击计算机网络犯罪。亦有学者指出，如果行为人借用了该国的网站或终端进行中转，如同洗钱犯罪通过该国银行中转一样，该国应具有管辖权。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对于犯罪地与结果地等均不在本国领域内的犯罪，但是实施犯罪行为时存在“信号过境”等实际影响到本国的关联性情节的，可以享有刑事管辖权[15]。
    若按照前一种观点，由于抽象越境的国家数量往往不止一个，那么引发管辖权冲突的几率非常高，不仅会损害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可能造成重复管辖，损害被告人的利益。并且如果所有的网络犯罪都承认被越境国可以管辖，则网络犯罪有可能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一种国际犯罪，从而有可能成为一种普遍管辖的犯罪。但是绝大多数网络犯罪就其性质而言尚不至于如此。同时抽象越境地事实上就是所谓的中间地，这种中间地不具有确定性，通过其他国家的网络到达最终作案的终端目标，其信号经过哪些国家可能存在多种路径选择，难以符合管辖连结点所要求具备的稳定性，所以刑法理论上也早已抛弃了以中间地作为犯罪地的做法。后一种观点看似有所缓和，考虑了具体网络犯罪对不同国家具体法益的侵害，不过这里实际已经超出了单纯抽象越境的情形，既然涉及法益的侵害，那么就具体的侵害事实而言，必然存在着行为地或结果地，所以该越境国享有管辖权本身就是有理可言的。北京房产律师，北京刑事律师，北京房地产律师，北京刑事辩护律师，北京律师事务所，北京丰台律师，北京海淀律师，北京朝阳律师，北京西城律师，北京东城律师。
    三、网络环境下属地管辖原则的重新诠释
    由此我们在网络背景下诠释属地管辖原则时需要注意两点：首要的一点是在把握遍在说的基础上，对犯罪地特别是犯罪结果地应作适当限缩的认定，以尽可能避免网络犯罪管辖的积极冲突。其次还要兼顾网络的特性，特别是对网络派生的新的地域性因素能否认定为行为地或结果地应作出适当的探讨。
(一)网络犯罪行为地的诠释
    就网络行为地而言，目前刑事法律中没有明确的解释，而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有“侵权行为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的规定，可以给我们一定启示。通常而言，一个完整的网络犯罪行为可以分解如下：一是行为人通过终端设备在某一特定时空条件下进行联网、访问、远程控制等操作行为；二是行为人的操作指令以及犯罪指向的目标内容以数据流的形式在有关网络设备、服务器之间进行传播，最后指令及数据流到达目的服务器，完成相应操作。因此行为人操作计算机终端设备的地方无疑应是行为地，前述《解释》也肯定了这一点。
    但《解释》将网络服务器所在地一律作为行为地是不科学的。服务器是指在网络中能对其他终端对外提供某些服务的计算机系统，作为网络的节点，它可以存储、处理网络上的数据、信息，形象地说也就是交换机。而交换地就可能存在一种抽象跨越的中间交换地，中间地不能作为犯罪地这一点早已经达成共识，因此网络服务器只在一种情形下成为行为地，也就是最终作为目的地的，如网络作案所最终侵入的服务器所在地是行为地，当然它同时也是结果地。
    至于服务器、终端所在地，有人提出可以通过IP地址来确定，因为每一台连接到网络上的电脑都会被分配一个IP地址，这个IP地址是唯一的、确定的，进而主张以网络犯罪的IP地址作为网络犯罪属地管辖的联结点[16]。基于IP地址的唯一性和IP地址分配和管理的科学性和严格性，通过IP地址的确可以确定所对应的服务器或终端的地理位置，但它实际上并没有突破“行为地”的范畴，而且当行为人所处的地理空间显而易见之时，根本无须追踪IP地址，所以将IP地址增设新的连结点是没有必要的，但不能否认，通过这种技术上的追踪，可以为行为地的确定提供帮助。
    这里还要特别谈到网络不作为犯的行为地。因为不作为实际上是没有做，如何认定行为地呢？实践中，网络不作为的案件主要是针对网络服务商而言的。若认为网络服务商有删除网络上违法犯罪内容的义务，其应有所作为之地为犯罪行为地，则网络的无所不在，使得行为人根本无须亲临服务器所在地即能进行删除操作，应有所作为地就不是一个确切的地方。因此，网络犯罪的不作为之地，应当就是其服务器所在地。
    (二)网络犯罪结果地的诠释
    对犯罪结果地作限制性解释是解决当前网络犯罪管辖权积极冲突的关键。由于刑法理论界本身对犯罪结果一词的含义莫衷一是，因此理论上有一种主张是通过对此处的“结果”采取狭义理解来限制结果地的范围。事实上，德国刑法界就比较倾向于将这里的“结果”理解为是“犯罪构成要件的结果”。针对网络犯罪，更有学者明确提出，“对于在国外实行之网路犯罪行为，决定其是否为刑罚权所及，首先应将犯罪类型特定，如为结果犯且结果发生在国内时，始有适用”[6]118。但是如前所述，并非结果犯才有犯罪地，而且即便结果仅指构成要件的结果，这种结果也可能是遍及全世界的。例如通过网络散布病毒，造成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崩溃的犯罪，使他人计算机瘫痪就是所谓的结果，但是病毒之后的肆意传播可能完全超出行为人当初预设的范围，这就使得结果地仍然过于宽泛。鉴于“犯罪结果”的概念本身争议不断，故不宜寄望对“结果”作狭义解释来限制结果地的范围。
    在对“结果”作广义解释的前提下，实际的损害结果发生之地固然是结果地，但获得电子信息之地也并非一概不能作为结果地。通常管辖连结点本身蕴含着对它与所管辖的区域之间一定关联度的要求，实践中大量所谓结果地国的管辖案件之所以被批评为是滥用管辖权，主要是在一般人看来该管辖国与案件联系并不紧密，所以问题的核心应当是如何附加一些限制条件来使得获得电子信息之地与案件有足够的关联度。以发现该信息之地作为犯罪地的致命缺陷就是它会使得结果地的认定完全操纵在他人手中，这不仅对行为人不利，也成为一些别有用心国家管辖的借口，所以解决问题的角度应当转换，也就是案件和一国能否发生紧密关联，应当从行为人的角度去看待。故笔者主张增设针对性标准，依据行为者的主观面向来限制结果地。申言之，当行为人是自己有意或者主动使自己的行为同某一国家发生关联的，当结果确实发生时，应当说是在行为人预料之中的，由此行为人也应当推断自己可能会由该结果发生地行使管辖，这就使得该结果发生地国同案件有了足够的关联程度。譬如，明知法国禁止纳粹物品的出售，行为人却主动到法国的网站上去发布有关出售的信息，这无异于是行为人自己要使行为的结果发生在法国，则法国就可以据此作为结果地主张管辖。但如果行为人是在并不认为该行为构成犯罪的美国网站上发布类似信息的，法国就不应号称是结果地国。而且当前各国打击的网络犯罪基本限于故意犯罪，所以这种针对性的判断是有依托的。不过主观的面向外人很难确切知晓，任由行为人狡辩可能会使某些结果地丧失管辖的机会，鉴于主观的心理必然外化为一定的行为，所以在具体判断时，还应当考察客观的因素，比如行为人发布信息的网站所在地，行为人所使用的语言，行为人在明知对方所在国的情况下仍向对方传送资料等等。如果各国均能秉持此种态度来认定结果地，那么一个网络犯罪案件真正有管辖权的结果地国将大为减少。
    四、几种常见网络犯罪之犯罪地的具体认定
    鉴于网络犯罪地的具体认定在实践中多有争议，因此以下笔者就几种常见的网络犯罪之犯罪地的认定作具体分析。
    (一)网络诽谤犯罪
    行为人上网的地点无疑是行为地，行为人将诽谤的言论发表在某个网站，因为是行为人主动与网站服务器所在地建立联系的，所以亦可将之作为行为地。至于浏览到诽谤言论的地方应否作为结果地，答案则是否定的。很多国家要求该罪的成立要具备“公然”等要件，因此诽谤网页的访问人数和次数在很大程度上是决定罪与非罪的关键。但是，此时特定人员或不特定人员的访问行为，只是使犯罪行为具备了某一法律所要求的构成要件，使该行为符合法律规定而构成犯罪，却并不涉及也不会影响到某一国家对这一行为是否具有刑事管辖权。因为自行为人发布诽谤的言论之后，行为人就无所作为了，访问、下载、浏览这些都是介入了公众的行为后的结果，即可能阅读的场所完全是由他人决定的。因此诽谤行为的结果，只能是行为人的名誉是否受到了损害。而名誉是行为人所处环境的公众对其的一种社会评价，离开了这一生活圈，这种损害结果就很难发生，因此，网络诽谤犯罪的结果地应当理解为诽谤对象所居住或所属的国家。
    (二)网络赌博犯罪
    以赌博为业的人，其所属国一般有权管辖，不发生犯罪地的认定问题。有疑问的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网上聚众赌博和开设赌博网站如何认定犯罪地。应当说，网上不存在像现实生活中那样的人群聚集，但是同时多人登陆赌博网站下注的情况是存在的，因此聚众行为之地应当就是赌博网站所在之地。而就开设赌博网站的行为而言，网站服务器所在之地无疑应视为是行为地。但是对于设置赌博网站招揽国外客户赌博案件中，将任何能够连线之地都作为结果地则无比荒谬。就好像某人开设了一个赌场，后在街上到处宣传，遇人便告知其开设赌场之事，但恐怕无人会认为所有得知该信息的地点都是犯罪结果地一样。因此对于在国外开设赌博网站的案件要由我国来管辖，至少赌博网站得有意使行为与我国发生联系，如网站使招揽赌客的信息在我国上网的用户界面中用中文显示，或者我国的赌客通过各种付账形式将赌资汇往网站从而使网站明知危害结果发生在我国而接受的才能认为结果地在我国。我们的北京刑事辩护律师团队是优秀的律师组成，而且北京房产律师团队也是我们团队专业范围之一，北京房产建筑律师，北京建筑房产律师是房产律师团队的一个具体领域，我们是北京丰台律师，或者是北京市丰台区律师，北京知名律师，我们也向其它区提供服务，如：北京市海淀区律师服务，北京市宣武区律师服务，北京市崇文区律师服务，北京市大兴区律师服务，北京市石景山区律师服务，北京市西城区律师服务，北京市东城区律师服务，北京西城律师服务，北京东城律师服务，北京崇文律师服务，北京宣武律师服务，北京市昌平区律师服务，北京市顺义区律师服务，北京市房山区律师服务等，都是我们律师团队服务的范围，我们也提供其它民事律师服务，所以我们也是北京婚姻律师，北京法律援助律师，北京合同律师，北京朝阳律师，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北京离婚律师，北京法律咨询，北京交通事故律师，北京行政律师，北京刑事律师，北京离婚律师，企业法律顾问，北京企业法律顾问，北京合同纠纷律师，北京劳动法律师，希望我们能为社会作出贡献。北京找律师，打官司，就找我们！
    (三)在线传播淫秽物品
    行为人上传淫秽物品之地以及上传淫秽物品所至的服务器所在之地均可视作行为地。另外要注意的是，行为地也包括预备行为地，因此行为人之前购买或下载淫秽图片和影像等地也可以视为行为地。和网上赌博案件类似，其他人获得淫秽信息之地不宜作为结果地，因为行为人并没有主动将淫秽的图片等传送至该地。但如果行为人明知是某地的公民(当然这种判断主要是依据用户自己的注册信息等)而向其传送淫秽的图片等，那么该地就有理由进行管辖。不过，网上个人信息的真实性并不能确保，因此当行为人自认为的特殊指向之地与实际获得淫秽物品之地不一致时，最好不宜由后者管辖案件。

关键词: 人格财产人格利益普通财产善意取得内容提要: 物权法上的善意取得制度一般只适用于体现纯财产利益的财产，人格财产作为一类兼具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的特殊财产具有独特的法律属性，从充分地保护人格财产所彰显的人格利益和精神价值考虑，其不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但人格财产若因各种原因丧失了人格利益或者人格利益已降低为次要利益，则其与普通财产无异，可在符合善意取得各项要件时予以适用。
      人格财产是近年来民法学界逐步开始关注的一类新型财产，是指该财产上附着特定主体的人格利益，其毁损、灭失造成的痛苦无法通过替代物补救的财产。在理论上，存在“人格物权”、“人格财产”、“人格物”、“具有人格利益的财产”、“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等多种称谓，但以“人格财产”最为准确地反映了该类财产所体现的人格利益和财产价值，尤其反映了人格利益比财产价值更为重要的理念。[1]实践中，无处分权人对他人的人格财产进行了处分，则受让人是否可根据善意取得制度取得人格财产的所有权或他物权？[2]现行法律对此未有规定，基于立法的考量和对人格财产特殊性的分析，笔者认为其不适用物权法之善意取得制度。  北京房产律师，北京刑事律师，北京房地产律师，北京刑事辩护律师，北京律师事务所，北京丰台律师，北京海淀律师，北京朝阳律师，北京西城律师，北京东城律师。
      一、物权法之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未考虑人格财产
      善意取得制度在物权法中的确立，是对权利人静态的财产安全与交易秩序之动态的安全进行价值判断和利益平衡的结果，虽然适当兼顾了对真正权利人的维护，但主要还是强化了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在《物权法》出台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7条、《拍卖法》第58条、《票据法》第12条等从不同的层面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为该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物权法》第106条正式确立了善意取得制度。
      应该说，《物权法》关于善意取得的规定是较合理的，能全面地平衡权利人与第三人的利益关系。该条首先肯定了要保护原权利人的利益，然后只有在符合善意取得条件之下，才舍弃权利人的利益而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并规定了原权利人丧失物权后的救济机制。同时该条针对的标的物不仅包括动产，也包括不动产；其适用范围不仅针对物之所有权，亦针对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由于物权法是调整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及准物权等纯财产利益关系的法律规则，其虽未明确善意取得的适用范围，但结合物权法第1条、第2条、第106条至第114条的规定来看，物权法之善意取得只应适用于体现纯财产利益的普通财产（但对遗失物、盗赃物、埋藏物、隐藏物、漂流物、文物等财产亦不适用，属于物权法第106条之“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的情形），而不适用于兼及财产利益和人格利益的人格财产。原因在于：
      第一，物权法调整的是物之归属与利用所产生的财产利益关系，人格财产以人格利益属性为主，不适用物权法之善意取得。物权法从一开始制定就被界定为财产法，甚至出现“物权法”和“财产法”的名称之争，最后的共识是按照大陆法传统制定“物权法”，以规范物之归属与利用关系，以动产和不动产之物的二元划分为基础，构建了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和准物权的物权体系。基于此，物权法的制度设计一直是以物的归属和利用为核心展开的，体现的是物的财产利益关系，至少从现有的四个立法草案和物权法几次审议报告均看不出物权法除了调整财产利益关系之外还调整人格利益关系[3]，当然也不可能由物权法来调整人格利益关系，因此物权法关于物权取得的特别规定之善意取得，应当限定在适用于体现纯财产利益之不动产与动产。人格财产兼具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由于其主要价值体现在物之人格利益之上，鉴于物权法的财产法属性，其不能调整具有人格利益属性的人格财产，故善意取得于人格财产的场合是不能适用的。
      第二，物权法立法之际并未关注到人格财产的存在，或认为该类财产不属于物权法调整的范畴，故未对人格财产这类有别于其他财产的特殊财产进行规定，所以从立法背景上讲，人格财产也并不在物权法调整之列。我国民法理论上人格财产概念的提出，应当以芮沐先生之“人格物权”的概念为先，当然正式引进“人格财产”的应当是徐国栋先生，其在《现代的新财产分类及其启示》中首次全面地阐述了“人格财产”与可替代财产的分类，并在《绿色民法典》中对其进行了规定。之后笔者及相关学者也有进一步的研究。但理论上及立法界始终未将其作为一类独立的财产类型置于物权法立法的层面来探讨，在整个物权法立法过程中也一直未对人格财产的规范问题予以关注和研究，因此可以认为人格财产并不属于物权法调整的范围，即使对物权法之“物”作扩大解释，物权法也似乎无法囊括兼具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双重属性的人格财产，更何况人格财产尤为关注的是其人格利益属性。鉴于物权法本身就不调整人格财产，因而物权法之善意取得制度适用范围也就不可能包含人格财产。  北京房产律师，北京刑事律师，北京房地产律师，北京刑事辩护律师，北京律师事务所，北京丰台律师，北京海淀律师，北京朝阳律师，北京西城律师，北京东城律师。
      第三，从现行法的角度讲，鉴于司法实践中大量的有关人格财产案件的出现，催生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的出台，其规定的“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显然只是人格财产的一种典型形态，尚有很多的人格财产未纳入该司法解释调整的范围。该司法解释应归入侵权法的范畴，其规范的客体显然主要是“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所承载的人格利益，其次才是财产利益；或者说，该条主要保护的是透过财产而体现的物之权利人的人格利益或者精神价值。此外，该规定的调整范较为狭窄，主要从精神损害赔偿的角度加以保护，从法律规范属性上看，其应归为人格权法的范畴，以侵权法的方式保护之，故实践中人格财产保护的请求权基础并非源于物权法，而是源于人格权法和侵权法。目前正在制定的《侵权责任法》也对此问题做了一定的回应。[4]在此须强调说明的是，现有的法律规范体系并不支持人格财产适用善意取得。否则，无异于让人格财产之权利人放弃其人格利益，从而满足善意第三人财产利益保护的需要，也即人格利益让位于财产利益，这与尊重人权、保护人格权的现代宪政精神不符，也违反了民法所倡导的人文主义精神，故结论是现行法也并不支持人格财产适用于善意取得制度。
      二、民法对人格财产的特殊保护决定其不适用善意取得
      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使财产权的客体日益复杂――由有体物到无体物，再由无体物到某些人格要素，财产权利的类型也不断增加――由物权到无体财产权，由无体财产权到人格性财产权。人格权与财产权的共同点在于都是通过一定的载体来保护人本身，这种保护反映了人格（客体意义上的人格，或者称为事实人格）[5]与财产划分的相对性：人格（伦理价值）是目的，而财产仅是手段。人格在现代法的体系下既做伦理价值又做行动工具，从财产到人格的转变标志着人类法律制度的进步[6]，这也充分地表明人格权与财产权绝对化的二元划分现已日趋模糊，在部分领域呈现了财产权人格化和人格权财产化的倾向，人格权与财产权已渐入二元并重的时代。人格财产的产生和不断发展，是人格权与财产权交融的产物，是财产人格化的典型形态。
      实践中，人格财产已不断地呈现出来。首先表现为与个人生活有关的特定物，如结婚证、某些特定的照片、婚戒或类似定情物；其次是与家庭有关的某些祖传物品、祖坟、家宅、祠堂以及亲属的遗体、遗骨、遗骸等；第三类是证明自己特定的经历、成就并获得社会认同之物，例如人事档案、某些奖状、奖章、证书等。第四类是与人身有关的器官、血液、基因等人格财产。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迁，人格财产的范围不断调整，如祖辈遗留的老屋、重要的文物、一些企业、农庄、学校等所有的一些具有纪念意义的或标志性的物品、建筑等以及网络世界中虚拟的人物、角色、有特殊意义的邮箱号码等已经成为人格的化身、精神的寄托的“虚拟财产”，都可能被视为人格财产。  北京房产律师，北京刑事律师，北京房地产律师，北京刑事辩护律师，北京律师事务所，北京丰台律师，北京海淀律师，北京朝阳律师，北京西城律师，北京东城律师。
      人格财产与普通财产之根本差异在于其将财产人格化，体现了人格权与财产权在特定财产载体上的有机结合，系人之社会属性与精神属性在某种特定物之上的契合，使人的精神维度得到充分的关注与珍重。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格财产不仅是一般意义的财产，其更是人格权于物之上的展现和人格权外延的拓展，故而民法乃至行政法、刑法等对人格财产保护的价值取向逐渐脱离了普通财产，而不属于物权法的调整范围并纳入了侵权责任法和人格权法的规范体系。民法中对人格财产的特殊保护明显地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人格财产的保护体现了现代民法之人格权优先于财产权保护的发展趋势；二是对人格财产保护时更多兼及公共秩序和善良良俗的考量；三是对人格财产的侵犯给予以精神损害赔偿的保护方式。民法对人格财产保护的特殊价值取向和特殊保护方式，从本质上排斥物权法之善意取得制度在人格财产中的运用：
      第一，人格财产的保护体现了现代民法之人格权优先于财产权保护的发展趋势。近代以《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民法典，因未专门规定人格权而曾被指控为“重物轻人”，两次世界大战促使人权运动蓬勃发展，各国立法纷纷将人格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加以保护。人们认识到现代化的核心应当是以人为本，人格尊严、人身价值和人格完整，应该置于比财产权更重要的位置，它们是最高的法益。[7]随着人格权优先地位逐步确立，人格权及其保护范围急剧扩张，以至于发生了“人格现正在向财产夺回桂冠”的趋势。[8]这样的理念在美国侵权法重述第85节中也得以体现。正如拉丁指出，不具人格品质的财产权不应当优先于与人格有密切联系的权利。因此，当我们可以确定一项财产权是可替代财产的时候，就存在初步的情形：即，这种权利就应该让位于那些冲突的、获得承认的、未体现在财产中的人格利益。这种情形是非常强大的，在这里，如果没有人格利益被主张，权利主张者想成为我们社会中充分发展的人的机会就会被破坏或受到极大削弱。[9]我国学者在起草民法典草案建议稿时在立法理由中就基因的保护问题指出，在立法上更加侧重于保护基因提供者的利益，规定了其控制权和知情权，同时规定自然人的基因隐私权优先于知识产权，贯彻人格权优于财产权的基本原则，[10]人格权应当置于民事权利之首。[11]因此，“在那些财产权利和人格权利发生冲突的场合，突出人格的价值，突出人的价值，把人和人格的价值作为最高的价值。”[12]人格权优先于财产权的发展趋势，也使其成为我国学者主张人格权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的重要理由。目前我国有关司法解释及判例中对人格财产的特殊保护，体现了对人格利益的救济，强化了人格财产中的人格利益属性，而弱化了其财产利益属性。
      人格财产虽作为物，但该类财产体现了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的双重价值，尤其是其人格利益比财产价值更为重要，借用法国学者的话说就是“只有道德方面的价值超过市场价值之物”[13]才能成为人格财产，人格利益属性作为人格财产的主要属性而凸显出来。基于人格利益不得转让、不得侵犯的规则，若无处分权人擅自处分了属于他人的人格财产，其不仅侵犯了权利人的所有权、用益物权或者其他权利，更重要的是侵犯了权利人的人格权，因此属于典型的侵权行为。根据前面的分析，善意取得适用于对他人纯财产利益的无权处分，而不适用于对人格权的无权处分，故对人格财产的无权处分，尽管可能符合善意取得的表面要件，但因该种无权处分行为同时处分了他人的人格利益，基于人格利益不得被侵犯的原理，该处分无效，故对人格财产的无权处分不具备适用善意取得的前提条件。由于人格权优于财产权是民法的一项基本理念，也是以人为本的立法价值取向的必然要求，[14]因此，法律不能在牺牲人格财产权利人的财产利益的同时，也牺牲人格财产权利人的人格利益，以此换取对善意第三人财产利益的保护。相较而言，从现代民法之人格权优先于财产权的发展趋势来看，人格财产中由于以人格利益为主导，故而应当优先保护人格财产所体现的人格利益，而不会支持第三基于善意取得人格财产所体现的财产利益。
      第二，人格财产的保护更多兼及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考量。在涉及到人格财产的案件中，因人格财产兼及财产利益与人格利益，代表了不同的价值取向：财产利益代表的更多是个人利益，而人格利益代表的除了作为个体之人的利益外，其更多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公共利益，或是与社会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休戚相关。因为，财产是个人的但人是属于社会的，人身安全、人的尊严等涉及社会利益。[15]人格财产的保护跨越了财产法与人格权法的范畴，这又常常使其涉及与社会公德、人类基本伦理与法律的冲突问题，因此公序良俗原则当然成为首先原则。若允许寄托特定人格利益的人格财产适用善意取得，势必可能造成与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相悖的结果，不仅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维护，反而造成了新的社会矛盾，与和谐法治、人文主义精神的要求不相容。比如，涉及到结婚戒指、定情物、祖传物品、家宅、祠堂等人格财产的无权处分，若适用善意取得，不仅会对人格财产的权利人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也必将造成有违公序良俗的效果。所以人格财产保护中所彰显的人格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导致其排斥了善意取得的适用。
      第三，对人格财产之侵害给予精神损害赔偿的保护方式。对人格财产的该种特殊保护完全有别于纯财产的侵权救济方式，直接肯定了第三人未经权利人之合法授权占有人格财产为非法，构成侵权行为。对人格财产无权处分的场合，无论第三人是否善意，是否支付合理对价，即使其完全符合善意取得的全部形式要件，亦同样构成对权利人人格利益的侵害，故而是违法的，无效的，在特定情形下第三人还应承担精神损害的赔偿责任。因此，即使是善意的第三人也不能因为其善意而肯定其取得人格财产的所有权或者他物权。必须澄清的是，尽管善意第三人在购买无处分权人处分之标的物时不知道处分人无处分权，但他可能没有考虑该物是否寄托了某些特定人的人格利益，所以其对侵犯真正权利人的人格利益应当来说是善意的。仅仅就侵犯物权而言，有适用善意取得的余地；但若同时侵犯人格利益的话，则不能因此就肯定善意第三人因其不知情而免除其对人格利益侵权的责任。因此，第三人对真正权利人人格利益的不知情、无过错的侵犯并不因此而免责，其不仅不能取得人格财产的所有权或者他物权，甚至还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这种将人格财产与可替代财产分采不同的责任承担规则的方式已得到有关国家司法实践的认可。[16]  北京房产律师，北京刑事律师，北京房地产律师，北京刑事辩护律师，北京律师事务所，北京丰台律师，北京海淀律师，北京朝阳律师，北京西城律师，北京东城律师。
      三、人格财产的本质属性决定其不适用善意取得
      人格财产的概念并非一个创造，理论上许多学者都已经有意无意、自觉或不自觉地意识到了人格财产，国内外的法律和司法实践以及诸多学者的理论分析都表明它是早已存在，只不过有待于我们将其从现有的法律现象和理论体系中抽象和凸显出来。而与“人格财产”相对应的概念是“可替代财产”，通过比较考察可以发现，人格财产的内在属性也并不支持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
      第一，人格财产兼具有形性与无形性之双重特点。人格财产上附着精神利益，寄托了当事人的特殊感情，对当事人则意味着安慰、愉悦、哀思、回忆、财富甚或人生意义等等。这种利益具有无形性。已故父母的唯一的照片、在旅游景点煞费苦心拍的纪念照、结婚庆典上的录像带、几代祖传的祭祀器皿无一例外的都符合这一特征。从某种程度上讲，人格财产所蕴含的精神价值已构成所有人人格的一部分。因此美国学者玛格利特·简·拉丁指出，我们大多数人都把自己拥有的物品几乎当成是自己的一部分，这些物品与人格密切联系在一起，构成个人连续性的方式的一部分，如结婚戒指、肖像、传家宝或房屋。人们可以通过因偶然失去物品而痛苦的程度考量某人与该物品关系的密切程度和意义，假如失去物品造成了无法弥合的伤痛，那么该物品与这个人的关系就非常紧密，该特定物就与该持有人捆在一起。如珠宝商的一枚婚戒被盗，保险公司会赔偿该珠宝商的损失；但是一位深爱着的人所佩戴的婚戒被盗，那么用价格替代就不会恢复原状——也许无论多少都无法做到。[17]故而对人格财产的无权处分行为既侵犯了有形的财产利益，也侵犯了无形的精神利益或者人格利益，基于善意取得只适用于保护善意受让人之财产利益的立法宗旨，因人格财产仍然承载着权利人的精神利益，法律就必须在善意受让人的财产利益所代表的交易安全和权利人人格利益所代表的精神利益上进行衡量，显然民法之人文主义精神及保护人权的价值取向，是着重保护权利人的人格利益，而不应是受让人的财产利益。
      第二，人格财产之人格精神利益对象之特殊性。人格财产蕴涵的人格精神利益通常只对当事人自己有重要意义且具有无形性，一般情形下非公众所能知悉。例如，王青云诉美洋达摄影有限公司丢失其送扩的父母生前照片赔偿案[18]、谷红英等六人诉百色市城乡建筑安装公司兰雀冲印部损害赔偿案、程鹏诉紫薇婚庆服务社婚庆服务不到位应退还部分服务费和赔偿精神损失案[19]、婚纱照赫显“坟墓”有悖民俗影楼道歉赔钱案[20]、何美英等诉普觉寺墓园工作人员帮助安放骨灰盒时不慎跌落致使骨灰泼洒精神损害赔偿案[21]、高秀清上诉重庆教育学院其他人格利益赔偿纠纷案[22]、邓柱辉诉余淦球损毁祖传器皿案[23]等等案件中，父母生前照片、婚纱照、祖传物品、骨灰等对上列被告或者被上诉人来讲，其可能不知道这类物品对当事人所意味的特殊意义和价值，也无法预见这类物品的损失会不同于诸如此类物可能造成的一般损害。当然，除非当事人出于防止可能出现的损害事件的考虑，事先声明并明确告知这类物的特殊价值和意义，以及一旦毁损将酿成无法弥补的后果。人格财产之精神利益的无形性导致人格财产被无权处分时难以判断该物是否为人格财产，但这丝毫不影响人格财产所承载的人格利益的保护，故在人格权优先保护的理念之下，人格财产利益的无形性不应成为善意第三人主张善意取得人格财产所有权或者他物权的理由。
      第三，人格财产的基本价值定在于精神利益之保护。人格财产的基本定位不在于它的实际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而是其所隐含的人格利益。相反，如果评估它的实际市场价值，可能已经微乎其微，但是这并不会影响这类物对特定当事人的价值意义，也丝毫不应因此影响对这类物赔偿的法律后果。换言之，这类物真实的使用价值和市场价值不会成为对这类物赔偿的主要因素或因素之一。人格财产与一般的物不同，应当是一种寄托了人的精神或者是能够给特定的人以精神满足的物，它可以没有实际的使用价值，更准确的说它的使用价值已经退居其次。比如结婚几十年的老夫妻来讲，他们之间的定情物在当时可能只值几元钱甚至不值什么钱，但是它见证了夫妻之间真挚的感情经历，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无价之宝，没有什么可以取代它，更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其价值。因此，人格财产的人格利益或者精神利益远远高于其物质价值，而该种利益是人格财产保护的核心所在，也是人格财产不支持善意取得制度适用的强势理由。而人格财产上承载有以人格利益有强弱之分，只有人格利益明显高于财产利益的人格财产才是真正的人格财产，对该类财产的无权处分，也不是简单的物权法意义上的无权处分，更重要的是对人格利益的侵犯，是典型的侵权行为，法律必须给予人格财产强有力的保护，若适用善意取得则会呈现以较大的人格利益的牺牲换取较小的财产利益的维护的不和谐状态，有违法律之精神。
      第四，人格财产之特定性与唯一性。人格财产一般具有唯一性，一旦毁损便不可逆转。哪怕是投入巨额的金钱也无法使其恢复原状。这样的特点使得这种对人格财产的损害行为的后果显得极为严重，也自然给当事人带来无法填补的损害，与对普通财产损害存在极大不同。原因是人格财产对特定当事人显得弥足珍贵，具有不可替代性，一旦毁损灭失，人格财产上寄托的人格象征意义和纪念意义将无法用物质的方式加以恢复，使得这种损害成为一种不可愈合的伤害。因此，黑格尔指出，那些非常接近人格一端的物品受到损害，任何赔偿都不能达到“公平”。[24]所以有学者直接将人格财产与可替代财产作为现代民法对新财产的一种分类对待[25]。如何判断一件物品对一个人有多大的价值或者意义，可以通过该物丢失时这个人所表现出来的痛苦来估计，因此，如果丢失某物所引起的痛苦是用任何替代物都无法减轻的话，那么该物就与其人格密切联系。[26]因此，人格财产无权处分的场合，一旦认定可以适用善意取得而使善意受让人获得物权，则权利人对人格财产所寄托的人格利益将无法再现，其财产利益也无法获得弥补，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损失是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弥补的，故而人格财产属于不可替代财产，其权利人丧失人格财产遭受的痛苦远远高于可以替代的纯体现财产利益的财产。从成本和效益考虑，善意取得适用于人格财产是不经济的，因为无论是对于个案，还是对于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的整体衡量而言，权利人付出的代价是和成本远远高于受让人交易安全所彰显的财产利益，故而不应支持人格财产适用善意取得。
      第五，人格财产系财产权与人格权的有机结合。人格财产体现了财产权与人格权的关系，实际是一种人身性财产权，具有独立价值。[27]首先，人格财产是人格要素和财产利益两个因素的有机组合，实现了内容和形式的和谐统一，这就是该类财产冠之以“人格财产”之名的缘由。其次，人格财产能较好地统摄有形财产权与诸如人格利益、著作权和专利权等无形财产权的关系。第三，人格财产的称谓在形式上较好地反映了该类型权利和物权与人格权的关系。基于人格财产表彰的是民法之人格权与财产权集于一物之上，不能将该类财产的人格权与财产权割裂开来对待，也不能因两种权利的结合而简单认为人格权吸收财产权或者财产权吸收人格权，因此，物权法的善意取得制度本身就未将人格财产纳入考量对象的情况下，不能只看到人格财产之物权属性而迳行适用善意取得，更应当看到的是人格财产所体现的人格利益的保护，故对人格权的保护排斥善意取得对人格财产的适用。
      第六，人格财产处分之限制性。人格财产的所有者尽管对人格财产具有所有权，但是这种所有权在处分上会受到一定限制，如一个有钱人可以在离世前销毁属于自己的全部的财产，但是如果他的财产中有一幅名画或是某个朝代的器皿这类的人格财产，就不应允许其随意的处分，因为这涉及到精神权利，而这一点在许多关于知识产权中的精神权利的问题上早已有人发现并讨论，对于普通的物来说，其处分上显然是没有也不应有这类限制的。基于人格财产的人格属性，往往与社会公共利益相连，故而其处分除须符合法律关于财产权、人格权的规则之外，还须关注到公序良俗之限制。人格财产中诸如人体器官、基因、尸体、遗体、家宅、祠堂等的处分与公序良俗休戚相关，无权处分人的无权处分行为本身就违反了公序良俗的规定，是无效行为，尽管表象上看可能符合善意取得的形式要件，但因为违反公序良俗和侵犯人格权，该无权处分系无效民事行为，不能适用善意取得。[28]
四、人格财产不适用善意取得之例外：人格财产去人格化后可适用善意取得
      人格财产形成可能源于多方面的因素，如权利人对财产支配时间的长短、爱惜程度、财产来源、财产用途、财产价值等。当某一个普通之物经过多种因素的复杂结合，转化为特定权利人的人格财产，即“普通财产人格化”后，就不再是普通之物，而是兼具普通物之属性和人格属性的人格财产，故而不适用善意取得。而当本为人格财产的物因权利人明确抛弃其人格利益、转让、抵押、出典等多种因素导致其人格利益丧失，或者人格利益降低为次要位置，使其成为普通物或者主要体现为普通物属性时，则该类财产应当适用有别于人格财产规则，转由物权法加以调整。人格财产转化为普通财产的过程，笔者称之为“人格财产去人格化”。在人格财产去人格化后，若无处分权人的处分行为在第三人善意的场合，符合善意取得的全部构成要件时，则可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允许善意第三人取得该财产的所有权、用益物权或者担保物权等。但在此过程中，如何判断人格财产丧失人格利益属性十分重要。在涉及到人格财产去人格化而适用善意取得的纠纷中，主张善意取得的受让人应当承担证明该财产已去人格化转化为普通财产的举证责任，而人格财产的权利人有权主张该财产仍属于人格财产，但其应对该财产尚具有人格利益属性且人格利益属性仍占据主导地位承担举证责任。
      财产与人格的相互关系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本身为“身外之物”(外在物)的内化，即象征人格或寄托情感；二是本身为人身的东西的外化，即财产直接源于人的身体或智慧。[29]这样区分的基本理念是：反对人只是精神上的存在，肉体是物质的观点，认为人格与肉体相连并与外在环境相连。一个东西越是可替代，它与人格的联系就越松懈，它越是个人化，就越与人格相连。[30]实践中，人格财产去人格化主要有如下原因：  北京房产律师，北京刑事律师，北京房地产律师，北京刑事辩护律师，北京律师事务所，北京丰台律师，北京海淀律师，北京朝阳律师，北京西城律师，北京东城律师。
      第一，人格财产的权利人明确地抛弃该人格财产上的人格利益。若权利人明确地抛弃该人格财产上的人格利益则使人格财产转化为普通财产而适用善意取得。但必须注意三点：一是该种抛弃须以明示的方式作出，以便参与交易的人能知晓，以维护交易安全；二是若权利人不仅抛弃了人格财产的人格利益，同时也抛弃了人格财产的财产利益，则构成对整个人格财产全部利益的放弃，于此场合则不存在善意取得问题，因为占有者基于先占或者其他事由占有后而为处分，实际上是一种新的交易行为，若其合法则可根据交易性质定性即可。三人格财产的权利人抛弃人格利益应当基于自愿，不应存在欺诈、胁迫等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其他因素的介入。
      第二，人格财产的权利人将人格财产置于流通交易之中，因该交易的产生使人格财产主要呈现为财产利益，人格利益因权利人的交易行为使之退居其次甚至丧失。因此该种场合可以视为放弃人格利益或者至少是使人格利益弱化，凸显人格财产的财产利益属性，故而权利人之外的其他人将之予以处分，即构成普通财产的无权处分。若该无权处分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则可根据物权善意取得之规定允许善意第三人取得物权。实践中该种流通交易的方式包括抵押、质押、出典、委托转让等情形。
      第三，人格财产的权利人因某种特定的事实关系丧失了作为人格财产之人格利益的享有者，则对该主体而言其不再享有人格财产的人格利益。如夫妻离婚后，原来作为结婚纪念的戒指、婚纱照等纪念意义就会大大降低，甚至直接转化为普通之物予以处理；又如收养关系解除后，养父母与养子女之间的法律身份关系解除，则养父母养子女之间之前基于父母子女关系而享有的人格财产的人格利益可能会减弱甚至消失等。
      第四，其他因素导致人格财产去人格化。比如特定人格财产之目的消失，价值丧失，长时间未使用或者护理等等，都会使人格财产的人格利益减损或者丧失，使该类物转化为普通之物，可以善意善意取得制度。      人格财产概念的确立是民法理论的重要发展，人格财产之善意取得仅仅是笔者关于人格财产的部分研究成果，人格财产法律制度的构建中尚有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如人格财产的类型化、继承、管理、保护等等尚须深入而细致的探究。本文乃抛砖引玉，以期更多关注人格财产法律制度，强化对人格财产彰显的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的保护，这于侵权责任法的制定、于物权法之完善皆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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