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构走向整合——20年来大众文化影响下的青年文化嬗变

　　「摘要」青年群体作为大众文化的主要消费群体，这使青年文化的精神特质极具时代性，大众文化的发展走势影响着青年文化的嬗变，从文革后政治化意识形态的解体到当代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建构，青年文化经历了从解构走向整合的过程。改革开放初，深受大众文化影响的青年文化对旧的政治化意识形态起到解构的作用，而当代的青年文化则依靠大众文化特有的整合力成为日常生活化的意识形态的构造者和承载者，具有理性精神与世俗精神的双重特征，构成了当今时代精神的主流。

　　「关键词」大众文化，青年文化，解构，整合

　　一

　　所谓大众文化，是“在工业社会产生，以都市大众为消费对象，通过大众媒介传播的、无深度的、模式化的、易复制的、按市场规律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①所谓青年文化是“青年在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时由其特殊的行为方式所体现出来的独特价值判断、人格倾向、审美情趣及思考方法的概括。”②青年群体是大众文化的主要受众对象，因此大众文化的特质势必影响青年文化的变迁轨迹。

　　二

　　青年文化作为一种社会亚文化，总是相对于成人主流文化而言，八十年代之前，青年文化只是成人主流文化的组成部分和体制文化的复制品。在改革开放时期剧烈的社会变革所驱动的青年发展和青年运动，在社会领导层严重老化的背景下，青年文化凸显出与成人社会主导文化规范相冲突的明显的异质特征。八十年代的主流文化基本上是在严肃文化的层面上定位的：批判和反思、引进和创新、价值重估和文化重建。因此八十年代的青年亚文化虽不再追求仿效官方的意识形态和体制文化，但仍有所师承，与第三代人的特质一脉相承的理想主义、理性主义社会和政治关怀成为当时青年文化的明显特征。

　　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大众文化在中国大陆的登陆，完全独立于主流文化的青年文化的异质化特征渐露端倪。青年文化与成人主流文化的离异，是与大众文化的解构性的文化品格所分不开的。而大众文化的登场则与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展开一脉相承。后现代思潮的基本特征和核心精神是解构主义和反逻各斯主义，超越和否定是其基本意旨，消解和解构传统是后现代主义首要而基本的文化功能，后现代主义者的哲学主张极大的启蒙和开掘了人们的批判精神，诱发了价值重建的主体性冲动，这成为大众文化产生的原动力。丹尼尔·贝尔认为大众文化的特征就是“不断的表现并再造‘自我’以达到自我实现和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它尽力扩张，寻觅各种经验不受限制，遍地掘发。”③丹尼尔·贝尔所描述的正是大众文化现象，对个体经验的无限度扩张显示了文化本身的平民化、世俗化倾向，一切传统的理想主义的东西被个体的心理、意志、激情、欲求所刷新。大众文化的平民化、世俗化、个体化一方面使大众文化缺乏理性和深度，另一方面又使大众文化具有文化平等和解构权威的进步意义。

　　八十年代末，在改革开放进入第十个年头之后，全社会都感到了改革的阵痛和社会转型期特有的价值失落，混乱无序迷惘的浮嚣，知识尊严失落和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严重流失，为大众文化的出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大众文化的霸权势力和征服意义，使众多的知识分子苦心经营起来的自认为日臻完善的知识体系日渐坍塌，具有反叛与消解意味的大众文化如潮水般吞噬消解着以人文精神为价值目标的精英文化和体现官方意识形态的主流文化。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生活于一个相对自由和宽容的社会环境，他们不仅没有受到传统文化的浸染，而且文革也只在他们的记忆中留下了朦胧的童年式的印痕，他们天生具有历史记忆的缺失，而改革开放后潮水般一涌而入的千奇百怪的文化快餐和流行艺术成为他们最直接的精神食粮，这使青年文化中政治化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失效，青年文化发生巨大的转型。而这一时期的青年文化在反叛传统的同时，也没有新的理想归属和寄托，处于价值真空的年青一代在同一生存境遇中选择了不同的人生态度。崔建、王朔、汪国真等成为此时期青年文化的代表。在文化和价值的断裂失去以往真切的理想和信念后，青年群体已迷失了生存意义，但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崔建感受着虚无却不甘虚无，竭力执着的寻找，但是在失去真切的信念后，这种寻找成为一种无休止的流浪。“多少次这样不停的走，可多少次这样一天到头。”（《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而作为大众文化“顽主”的王朔在传统价值体系失效后，则抱着一种反讽的态度对纯文化、精英文化进行恶作剧式的颠覆。正如同崔建的意义不在于他所表现的反叛与宣泄，而在于他所表达的不甘虚无的理想主义冲动。王朔的意义不在于他“游戏人生”的态度，而在于他对传统的消解，在于他对“既往神圣”的反叛。不同于崔建的苦苦追寻，也不同于王朔的玩世不恭的嘲讽，汪国真则以他所特有的轻飘飘的词汇为青年提供一种甜腻腻的抚慰，以小布尔乔亚式的矫情驱赶价值失效后的痛苦与空虚。

　　九十年代初期，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短暂的空场，启蒙意旨的作品不仅与激进的启蒙立场无关，而且也缓解了文化市场商品稀缺的紧张。同时，自八十年代以来，激进的创新运动一直在亢奋中进行。传统的文化制品中断了生产，需求在集聚中膨胀，人们无法忍受“无根”“悬浮”的状态，迫切需要一种心理慰藉。于是，在有效需求市场规则的操纵下，一举导致了怀旧文化的成功。大众传媒不失时机的制作了“怀旧”和“归根”的形象，一种是从空间上归，即家国之恋和乡愁，一种是从时间上归，即童年和历史的回忆与怀旧。正是在充满裂隙、混乱、错位的时空语境中，九○年代中国都市涌动其一股浓重的怀旧和乡愁情调。“跨世纪”的希望与世纪末的彷徨交错杂揉，统统被包装成诱人的商品，成为一种流行文化。在青年文化中“精神家园”“人文精神”一度再成为时髦语汇，青年群体把乡愁寄托于精心制作的乌托邦，青年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性“恋旧”则是“毛泽东热”的兴起。此时，“毛泽东”成为一个具有浓厚主观色彩意蕴丰富的文化载体，青年群体对毛泽东的崇拜不同于政治化意识形态下的个人崇拜，“毛泽东”再度成为青年群体的精神偶像只是给青年群体制造一种“归家”的抚慰。“毛泽东”作为形象成为青年群体的文化消费品，青年群体只不过构造了一种“拟历史”的时尚完成了一次精神消费。对于此时期青年文化的嬗变，必须联系宏观的时空境域才看的更为真切。改革开放以来，青年人在短短十几年走过西方人几个世纪的思想历程，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时空聚变共时并存于当代中国，使人们承受了难以承受的冲击、震荡与裂变。一方面，对进步史观、现代性、工业化的热烈拥抱已经构成独特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在铺天盖地的现代化、全球化浪潮面前，又总是感到内心深处的隐隐作痛，这与西方发达国家对现代性的反思及后现代思潮暗合。在这两种时空维度的冲突与撕扯中，人们无奈向尘封的记忆寻找安抚，将这种非自觉的文化心理反抗加以合法化，制成一种万能膏药，贴在现代化造成裂痕的与伤口上。

　　九十年代以后，新生代艺术家为迎合大众口味，逐渐以流行文化来为自身定位，新生代的文化产品直接决定了青年文化的特质，使新生代人从第三代人的文化中分化出来，形成自己独特而鲜明的文化特征，形成一场从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到文化范式的全面反叛。青年群体从对社会的历史的共同经验的关注转为具体的个体的独特经历和生命经验的关注，在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之外，开辟与之隔离的另一个话语系统和文化空间，使青年文化从政治的道德的理念的负载之下解放出来。青年文化在解放自身的同时，也造成了青年群体在传统意识形态下所建立起来的完整时空观的破碎，传统意识形态下建立的价值体系失效，终极意义上的关怀与信仰缺失。对真理追求的热忱、对超越的渴望和对传统的反叛共生于青年文化中，青年群体在此时发出了“上帝死了”的呼喊，尼采哲学在青年群体中的一度流行使自我反叛成为可能，而虚无也开始逼近，以虚无主义的态度、非理性主义的方式来追求超越，结果往往是从超越走向世俗。“青年从毛严峻政策中获得自由后，正走向强烈的消费主义文化。在所有的代际差别中，最显眼的莫过于在穿着上，无论青年男女都热情的加入到‘形象革命’中，从年轻女性和保守的老年女性之间反差最大。”④从严肃的主流文化中解放出来的中国青年走向了崇尚形象与时尚的消费主义文化。“追星”成为青年文化的流行时尚，以对大众文化明星的崇拜填补终极关怀的缺失，以寻求暂时的慰藉。同时，弘扬个性也成为青年文化的主旋律。“另类”成为青年文化中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另类作为一种时尚，或标榜精神上的特立独行，或鼓吹风格上的与众不同，或追逐个性上的唯我仅有。总之，另类体现出极强的自我意识，这实际上是生活在后工业社会中的青年为摆脱茫茫人海中的孤独而对异质化表现的渴望，为摆脱现代都市中的孤独，把一些看得并不多么顺眼的东西标上“非我族类”的标签，从而把自己安全地投靠进潮流的大部队里，在寻找到一种得以安身的“归属感”之后，又蠢蠢欲动起来，开始觉得做另类是那么地有性格，那么地引人注目，那么地不平淡，他们便开始摆脱“这类”而加入“另类”。同时，奉流行文化为时尚的青年群体，在流行文化的浸淫之下，又开始按照流行文化的标准来设计自我，在人群中展示他们或怀旧，或忧郁的个人气质，并把自己标为“另类”。殊不知，这种对个性的追求实际上付出了“从众”的代价，这种对旧规则的反叛实际上是对新标准的顺从，这应验了思想家阿多诺提出的“伪个性”，在这里，另类的流行变成了一个悖论。当另类以精神层面上的特立独行博得另类之名的时候，忽然发现一夜之间人人都看似和自己成了同志，曾经的坚定和犹豫、选择和背叛都变作一个轻松的玩笑。

　　在大众文化的时空境域中，青年文化从反叛走向虚无，从超越走向世俗，从个性走向认同。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的商品化和消费化。阿多诺认为，大众文化不是个人的精神和灵性的活动，它已蜕变为一种大批量生产的工业，大众产品成为可以交换的产品。“在后现代主义中，由于广告，由于形象文化，无意识以及美学领域完全渗透了资本和资本的逻辑。” “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开来，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了消费品。”⑤在大众文化中，一切走向表面，时空深度消失，被加工、切割、包装成各式各样的产品在市场上出售。在视听艺术中过程和结果都消失，有的只是当下、瞬间的体验。阿多诺认为大众文化是欺骗大众的谎言，使人忘掉现实，陶醉到虚幻中去，“文化工业培养它的牺牲品在划归它作精神消费用的空闲时间里不愿用脑，而感觉器官被到处弥漫的流行曲调弄得麻木不仁”。⑥

　　三

　　人既要有对在场状态的世俗关怀，又渴望超越。对自然、生命、时空的僭越也许能带来当下的成功与快感，然而最终胜利的往往是后者。大众文化是一场狂醉的盛宴，然而“狂醉终究要过去，接着便是凄凉的清晨，它随着黎明无情的降落大地。”⑦如果说大众文化是以消解为始端，征服与整合乃至实现新的意识形态则是接下来的事情。大众文化强大的整合力最耐人寻味，它可以粘结各种各样、纷繁芜杂、既对立又共生的不同语流。在感性经验的层面上，大众文化旨在使人们获得“即刻反应、冲撞效果、同步感与煽动性”，其结果是经验与感觉的高度一致性；而从理性逻辑的结果上，大众文化则有“无言的结局”-凭借特有的文化叙述方式掌握大众形成富有意识形态和话语霸权性特征的整套“知识体系”。大众文化之所以有对新的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是因为它本身所具有的价值性成分。由于大众文化生于大众、传在平民、趋向世俗，因而具备提升为文化理想的现实基础，周作人先生曾经讲过，平民作品是文艺作品的基础，再经过贵族化的洗礼，就可以成为“真艺术”。这种艺术具备高于日常生活的理想境界，是一种诗化的世界。大众文化无疑具有平民精神，只要对它进行高层次的提升可以成为葆有人文精神底蕴、具有现代人生存价值的新文化形态，这种新文化形态无疑会把人类引入到诗化世界中去，这为大众文化的诗性追求提供了可能意义。在这个时代，现代化、全球化构成了一般世界现代文明进程中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冲击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这样的时代，一切文化的变迁和发展迫使人们不断调整自己的感受和经验、逻辑与理智，为曾经的生活和价值送行而迎接日新月异的新生事物是我们唯一的选择。要基于社会文化现实去开启文化创造新的走向，从而最终实现富有科学精神和人文意义的文化理想，就必须利用大众文化本身包容着的价值性成分，对青年文化进行价值上的整合。事实上，在大众文化的强大整合力的作用下，青年文化具有理性化与世俗化的双重特征，青年文化走向多元化和实用化。⑧首先，大众文化宣告了中国泛政治化时代的终结，使青年群体从政治的羁绊中解脱出来，真正开始拥有自己的日常生活；一体化的文化结构和知识分子的知识、权力的合法性受到了来自于青年文化的巨大冲击和挑战。其次，大众文化引导青年群体从区域中走出，在信息技术的传播系统中加入具有全球意义的文化系统，使他们超越了狭隘的的乡土意识和陈旧的社会心理，使他们可以借此分享世界各种文化的价值，并置身于一个与传统文化迥然不同的文化氛围，逐渐拥有现代化的开放心态；再次，大众文化使独断性文化转向平等性文化。在传统社会中，少数“文化人”借助于意识形态拥有特殊的文化霸权，广大人民则处于蒙昧之中。大众文化的兴起一反这种独断状态，青年在大众传媒中平等的消费着一切文化成果，文化的平等性导致文化的多元性，青年文化呈现出多选择、无中心、反权威、叙述化、零散化、无深度的多元势头。再次，大众文化的娱乐消遣性和商业化深刻的冲击着传统小农式的生产方式，改变了生产和生活的内容，逐步形成了现代化新模式；最后，大众文化实现了大众的个性张扬，青年群体不再受传统思维定势和习惯的束缚。不盲从权威，相信自我成为青年群体所普遍具有的品质。大众文化的价值性意义为青年的文化追求开辟了一条通往诗化世界的人文途径，只要对青年文化进行高层次的提升，就可以成为具有人文精神底蕴，现代人生存价值的新文化形态。因此，面对大众文化对于青年文化的征服意义和霸权势力，我们不必因为对青年文化人文性的焦虑而将大众文化视为洪水猛兽，我们必须以宽容、自由、开放的原则将青年文化引入一个诗化的世界。

　　参考文献：

　　①《大众文化与当代乌托邦》第13页陈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②《当代青年文回溯与思索》第4页杨雄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③《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59页 丹尼尔·贝尔著，三联书店1996年版。

　　④《九十年代的中国青年》澳贝·库柏著王元林译第20页。

　　⑤《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杰姆逊著，唐小兵译第16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⑥《新音乐的哲学》阿多诺著第14页。

　　⑦《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97页 丹尼尔·贝尔著，三联书店1996年版。

　　⑧ 参见笔者拙文《大众文化对青少年一代的影响》载于《青年研究》2001年第1期。

　　山东大学法学院·王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