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唤夫：民意、革命、打黑与法治

孙唤夫：民意、革命、打黑与法治 2012-4-7 12:55:07

民意、革命、打黑与法治
孙唤夫
２００９－１２－２６
文革是一场灾难。老人家在世时说，文化大革命要经常搞，过七、八年就来一次。那时候，只要说谁是“走资派”、谁是“反革命”、只要说谁在搞资本主义，广大群众就会一拥而上把他打倒，再踩上一只脚。当时还是青少时的我，也被组织发展为“红小兵”，跟着喊过“革命口号”，背过至今也不忘却地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漫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暴力办动”。对于搞不搞文革，开始感觉与我们工人、农民家庭关系不大，反正整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到有一天夜里，造反派拿着“千钧棒”，踢开我的家门，翻箱倒柜地抄家，我才知道，文革也会祸及平民的。 这正是我们国民地法治意识淡薄的表现。
有人比如，香港人遇到麻烦，首先想到的是找律师咨询；内地人遇到麻烦，首先想到的是找关系。国民法治意识淡薄的责任在谁？在教育，在领袖们执政理念及其贯彻。建设法治国家，除了依法办事之外，还要通过一项项专项活动来贯彻法治理念。 中国的法治，不能搞成运动，也不能搞突击。一搞运动与突击就有后遗症。
比方说，去年年底至今年中，全国法院搞了一次集中清理执办积案活动（活动时间半时）。中央政策很明确，先甄别、纠错，再执行。可是，有的地方法院三周时间就完成６０％地积案。速度虽快，但就是因为没有认真落实中央政策，难免后遗症。这种后遗症假如没有检察院抗诉予以监督，那当事人要么就只能上访，要么就含冤忍受了。而实际情况是，即使检察院抗诉，有的法院为保全面子，也不依法办事。所以说，不能把“打黑”，搞成运动，也不能“矫枉过正”。 现在我们天天讲“以人为本”。它与“以民为本”最大不同，就是不分阶级。假如用“以民为本”，有人说，你不是“民”，所以不必考虑你的利益。既然是“以人为本”，那就不管他是台上“红”人，还是被打趴的“黑”人（如贪官），那么现代文明给予“人”的待遇，你也得保障，例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粉碎“四人帮”后，我们认为，文化大革命再也搞不起来了。但是，现在我的看法改变了。你只要听听老百姓的声音，就会发现文革的社会基础不仅存在，而且愈发强大了。老百姓恨腐败、恨贪官，不仅恨“黑社会”，更恨“社会黑”。不信，只要给谁戴上“贪官”的帽子，我们民众一人一口吐沫就会把“谁”淹死。这种肤浅地“正义感”，正是发动文革的民意基础。这种民意基础的产生，还有一个大背景，就是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已经严重失衡。在这种背景下，民众天然的正义感就会被激发起来，躁动的情绪就会被煽动起来，一场运动就能发动起来。
当然，这种运动不一定就是戴着“红卫兵”袖章，在街头贴大字报，张批斗会，而可能是换一种形式：比如，不分青红皂白地在网上口诛笔伐。 比如说“打黑”，就是一项专项活动，理想的情况是，不仅要打掉贪腐、黑恶势力，还要严格依法办事。通过依法办事，使公大家对公权机关产生或恢复信任。依法办事，第一先就是依照法律程序办事。比如，你说谁“黑”，第一先得允许辨别他是真“黑”还是假“黑”、加“黑”，甚至是抹“黑”；得辨别他是哪一类的“黑”：是“黑社会性质”还是“黑恶势力”？假如不让辨别，或是怕人辨别，岂不是不分“青红皂白”？我们不仅要以无私的态度、开放的胸怀，让人辨别，还要经得起辨别。唯有这样，才能经得起历史检验，才能取得公信。如此，就不能急功近利，就要搞法治。既然是法治，就应该要有法治的“雅致”、“绘画绣花”与“温良恭俭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