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1994年的税制改革，初步建立了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税制，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迈出的决定性的一步。它使我国税制与国际惯例和国际规则基本接轨，并融入世界经济之中。但是，我们应看到，我国的现行税制与市场经济有诸多不适应之处，也与WTO原则有诸多背离之处，而税收竞争不可避免，我们应在竞争中发现我们的不足，提出措施，具体是以下几点，使我们在国际税收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促使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一) 、顺应税收国际化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税制的趋同和一些世界性税种改革正缓慢向全球蔓延(这在各国应对税收竞争的措施中已提到)，随着我国加入WTO和资本市场逐步对外开放，我国将加快经济全球化的步伐，随之税收制度和国外的依存度增强，所以，以积极主动的姿态直面税收国际化和税收竞争是我们的明智选择。

　　(二) 、完善税收法制，迎接WTO

　　首先，按国际惯例调整、完善税收立法，体现加入WTO，融入世界经济主流对税收法制的要求。

　　1、提高税收立法的效力层次，增强税收立法的体系化、程序化。法的权威性、稳定性与法的效力层次密切相关，而税收立法的质量、税法的明晰程度靠立法体系化、程序化来保障。我国税收立法层次低，体系繁杂，与WTO所要求的透明度原则相悖，而现行税法中真正称得上法得只有三个，其余的均是条例，甚至是通知，约束力不强，尤其是外商可以以其不是法而不遵守。税法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可考虑把现有的税收条例由全国人大讨论重新通过，上升为法。现在有不少支持者认为应将税收立法权部分赋予地方人大，对此，本人不敢苟同。因为，一方面，它脱离了一个现实，我国是社会主义单一制国家，赋予地方立法权，必然削弱中央的权力，某些地方会因权力和财力过大而不服从中央，甚至与中央对抗，使政令不通，使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难以办好，更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提供了绝佳机会，进而导致国家分裂，社会主义事业遭受重大挫折;另一方面，它也与WTO原则相悖，WTO 有两个重要的原则：可预见性原则和促进公平竞争原则。如果赋予地方立法权，各地均可根据需要随时制定颁布实施或取消(暂停)千差万别的税法，一地一策，不仅严重地损害税法的严肃性，更使政策不稳定而缺乏预见性，使市场竞争扭曲，使资源配置不当，也使投资者无所适从，导致资金外流，不仅造成经济衰退，而且使政局动荡，导致社会全面退步。而当一个国家的政策稳定并且有可预见性时，才会吸引更多的投资，就业机会就会增多，消费者就会更充分地享受竞争带来的好处，即有更多的选择和更低的价格。而在我国，尤其是在社会主义事业关键时期，在实施西部大开发的起始阶段，只有将立法权集中在中央，全盘考虑，兼顾部分地区利益，才能使政策稳定而有预见性，才能吸引投资，增加就业，才能形成促进开放，公平和无扭曲竞争的市场规则体系。

　　2、贯彻国民待遇原则，消除身份差别立法，体现税负公平。我国依纳税主体身份不同有不同的立法，造成不同主体间税负上的差别待遇，违背WTO所要求的非歧视性原则引伸而来的国民待遇原则和公平原则。改革开放之初，为吸引外资，我国确立了以税收优惠为主的对外商投资的超国民待遇。突出表现在企业所得税和关税方面，以及流转税的附加等方面。由于外商投资者在我国享受的税收优惠过高，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并导致国内假合资等奇异现象的出现。另一方面，由于外商投资者享有超国民待遇，比国内企业处于有利地位，他们利用资本输出、采取合资建厂、股权投资、控股控厂等手段，在我国计算机产业、小轿车市场和电子通讯等领域(这些行业也是我国需要大力发展并且急待发展的领域)已实现其占有市场的目的，出现了外资居于控制地位甚至形成垄断的局面。而且税收立法上的差别待遇，也有悖于我国一再强调的WTO的发展中国家特别保护原则。为适应加入WTO需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建立起完善的现代化的税法体系，而首当其冲的就是打破“身份立法”的框框，使税法体系统一、标准统一、税负公平、对不同身份纳税人统一适用。在统一税收立法过程中，须注意处理好新法和旧法的衔接问题，用“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处理原有外商享有的超国民待遇的问题。有人担心，取消外商投资税收优惠上的超国民待遇，会大大削弱我国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事实上，国内外有关专家的调查研究表明，税收优惠并非使吸引外资的良策。因为，各国在税收竞争中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反避税(这在前面各国对涉外税收的措施中已提到)。而在我国，外商避税的有一个特点即“逆向避税”：将利润从我国低税区向境外高税区转移。原因有二：一使对于大部分合资合作企业，外商从经济利益最大化考虑，有时宁可在国外独吞税后利润，也不愿在我国境内少缴税而与中方分享税后利润(在独享利润所增加的收益大于增加的税收负担的情况下)，而进行“逆向避税”。二使外商为及时将企业利润调出国外而进行“逆向避税”，在我国境内投资办厂的境外企业多是一些经营规模小，资本不雄厚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可能随时需要从我国境内的子公司抽调资金，以便进行内部资金余缺调剂，应付其整个经营管理需要，外商借此调出利润，充实其经营资本。 “逆向避税”是外商为谋求一定的经营管理策略和利益而产生的。因此，取消外商投资税收优惠上的超国民待遇对吸引外资影响不大。另一种做法是，将内资企业国民待遇与外商的超国民待遇靠拢，即内外企业享有相同的税收政策，税负降低，刺激投资，刺激消费，使经济总量扩张，税基扩大，税收绝对量反而可能增加。如因降低税负带来财政困难，可通过开征遗产税、财产税来弥补。

　　3、简化税制，调整税种、税目、税率、清理调整税收优惠政策。我国税种、税目、税率等的设置不合理，与国际惯例差异大，无法适应WTO所要求的自由贸易、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要求。在税制上，要求税种开征停征、税目的编列、税率的确定等尽量与国际上的通行做法保持一致，总体趋势是降低税率、简化税制、提高效率。而我国目前的税制中，仍存在税种较多、税目繁琐、税率偏高(尤其是进口关税)以及部分税种交叉或不协调(如房屋出租的营业税和房产税的计税依据一致)、某些具有调整功能而各国普遍开征税种(如社会保障税、遗产与赠于税和环保税等)。(1)我国目前的第一大税种增值税应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生产型的增值税一方面不允许企业固定资产所含的进项税额予以抵扣，不利于鼓励投资和鼓励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另一方面，商业企业为少缴税，不停地进货，只要有抵扣，就不纳税，同时，因我国金融体制极不健全，交易手段极端落后，企业对现金收入不上帐，经营几年后，突然失踪或注销(某些地方国税部门对注销企业帐面上的存货不予理睬，这部分存货基本上是增值额)，导致税收严重流失，不仅是增值税的流失，也是附加税和企业所得税的严重流失。因此实行消费型不仅能鼓励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堵塞税收漏洞。当前，有不少人提出增值税在全行业开征，这显然与现实不符。因为A：从世界征收范围的实践看，增值税征收范围的大小与一国的经济、税收管理水平等有密切联系，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商品流通与劳务服务越活跃，税收管理水平越高，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就越广(如欧洲国家)，否则，就越窄(如非洲国家)。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刚确立，经济水平不高，社会主义法制正在建设中，金融体制比较落后，信息技术也比较落后，税收征管条件较为薄弱，办公自动化尚未实现，金税工程尚在建立中，因此，增值税难以大面积推行。B：从增值税发展历史考察，增值税征收范围的扩大是一个渐进过程。无论是最早实行增值税的法国或丹麦，还是欧共体，其对增值税的推广都持谨慎态度，从局部范围开始，然后才扩大到全范围。当前，有人认为先把增值税扩大到交通运输业和建筑业，这在当前，也是不可行的，因为，这两个行业的资本性支出和人力资本占比较大的比重，增值额比较高，如实行增值税，一方面必然使这两个行业的税负大大提高，不利于企业竞争，也加大税收征收难度;另一方面，改征增值税，必然削弱地方财力，中央不得不考虑从新核算，加大对地方的转移支付。C：从增值税现状考察，增值税征收范围存在一定的禁区。无论增值税征收范围如何扩大，始终存在一些政府无法或不愿涉及的领域，由此形成增值税征收上的禁区，即使是已全面推行增值税的欧盟国家，也存在增值税的免税区域，如法国对大部分的金融交易活动，德国对不动产、金融交易、运输和交通等均实施了免税。由此看来，即使使在普遍征收德增值税制度下，仍需对部分行业或商品免税。(2)在地方税体系中巩固营业税的主体地位，营业税虽是价内税，存在重复征税，但一样存在税负转嫁，由于其税率较低，税收弹性系数(税收增长率与GDP的增长率的比值)较小，可预见性较强，而营业税基本上又是对消费环节征收，重复征税的矛盾也不易体现出来。符合税收中性原则，能刺激投资，增加供给，扩大社会经济规模，从而是税收总量增加。(3)将内资企业所得税制与涉外企业所得税制合并，取消对涉外企业种种优惠，以公平税负。降低企业所得税税负，现行企业所得税基本税率是33%，同时有设置了18%和27%的两挡优惠税率，照顾微利企业，这显然违背公平原则，另外，私人独资企业，在税前扣除上与其他企业基本一致，却实行低税负的从5%——35%的超额累进的个人所得税，这显然对其他企业极不公平。因此，为公平税负，应降低企业所得税税负，实行15%的比例税率较为可行。(4)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应逐步从分类所得课税模式向分类综合所得课税模式过度。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有分类所得课税模式、综合所得课税模式和分类综合所得课税模式，分类所得课税模式是指归属于一个纳税人的各类所得，如薪金、股息、营业利润或偶然所得，每一类都要按照单独的税制规定纳税，换言之，其全部所得都要以各自独立的方式纳税，互不干扰。其理论依据是对不同性质的所得项目采取不同的税率。该模式适用于源泉扣缴，在税收征管水平比较落后的情况下适用。综合所得课税模式是指归属于同一个纳税人的各种所得，不管其来源何处，都作为一个所得总体来对待，并按一个税率公式来计算纳税。其指导思想认为个人所得税既然是一种对人税，就不应该对个人所得进行分类，而应综合个人全年各种所得作为应纳税所得额，再减除各项法定的宽免额和扣除额，然后按统一的税率课征。该模式在税收征管水平比较发达的时候适用。分类综合所得课税模式是指先按不同的所得项目分别计算征税，以利于实现源泉控制，然后对各种所得综合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再用累进税率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在综合计税时可以加入各种宽免项目，以实现个人所得税对收入水平的调节，从而有利实现公平分配。该模式在税收征管水平相对较高时适用。从公平与效率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实行“效率型”的分类所得课税模式更能促进本国经济的腾飞，发达国家实行“公平型”的综合所得课税模式更有益于社会稳定。因此，把税制的实际同本国的具体情况和长远发展战略结合起来，对公平和效率兼顾，在税收征管水平不发达的情况下，实行分类综合所得课税模式是我们的最佳选择。在目前，我国个人收入多元化和收入差距拉大的情况下，注重税收负担公平提上日程上来了。而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税目有9个，尤其是工薪所得是九级超额累进税制，计算复杂，在人员众多的单位里，不仅扣缴单位，而且税务机关也不易正确计算每个人应纳税款。由于对工薪便于源泉控制，出现一种现象，工薪阶层成为个人所得税的主要纳税人，而一些能取得工薪之外所得的高收入者，却极少纳税，使个人所得税调节贫富差距的目的难以实现。当前实行按月课征，由于个人收入每月不一致，会导致税负不公，如季度奖、年终奖不分摊到各月，全部作为当月所得课征，对工薪阶层就很不公平，因为，如果把此类奖金分摊到各月预发，就会使税负变轻，甚至是零税负。如果把按月课征改为按年课征，就会解决上述问题。具体做法是，为使税收收入相对稳定，加强源泉控制，先按月预征，年终结算。我们可以把个人所得区分为两类：劳动所得和非劳动所得，对勤劳所得(工薪、生产经营、劳动报酬、稿酬所得等)课以较低税负，对非劳动所得(股利、财产转让、财产租赁、偶然所得等)课以较高税负，对工薪所得设置扣除额(年12000元比较合适)，设置五级超额累进税制，设计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