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审判决后原、被告及第三人均未上诉。

　　「评析」：

　　本案的争议之处在于当事人主体的确定，包括两个问题，一是在公司被其他股东控制而无法通过诉讼方式维护自己的权利时，此时谁有权利做原告对侵犯公司利益之人提起诉讼；二是在构成第一个问题形成的诉讼中，利益受到侵害的公司又处于何种地位。

　　（一）股东是否有权充当原告，代表公司提起诉讼

　　传统诉讼法理论认为，民事诉讼当事人是因民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发生纠纷，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并受法院裁判拘束的利害关系人。但随着世界各国民事诉讼理论和立法的发展，这一观念受到实践的挑战。比如，公司利益受到该公司董事、监事或控股股东地位直接侵害时，此时利益直接受损的主体是公司，理应由公司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但由于致害人即公司董事、监事或控股股东地位的特殊性及现代公司运作的机理，公司往往受其控制而怠于甚至是拒绝行使诉权。此时，公司的利益该如何保护？能否赋予其他人代表公司行使诉权，被赋予起诉资格主体的身份有无特殊限制？很显然，在赋予他人代表股东起诉时，作为诉讼主体的当事人与民事权利主体在代表诉讼中发生了分离，使其在操作中具有相当的复杂性。这就使得诉讼程序的合理设计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引入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1、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性质与功能

　　作为一项法律制度，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肇始于英美普通法，是在英美判例法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股东代表诉讼亦称间接诉讼或二级诉讼，在英美国家称为派生诉讼，在大陆法系国家称为代表诉讼，它是指当公司的合法利益受到他人侵害，特别是受到有控制权的股东、董事和管理人员等的侵害，而公司怠于行使诉权时，具备法定条件的股东以自己的名义为公司的利益对侵害人提起诉讼，追究其法律责任的诉讼制度。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是防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滥用职权、侵害公司和小股东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制度。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具有事后救济和事前监督功能。事后救济功能表现在，当公司利益受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的非法侵害后，通过赋予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方式，来恢复公司和股东原有的合法权益。事前监督功能表现在，由于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存在，增加了公司内部人从公司谋取不当利益的风险成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在进行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时，就会考虑到潜在的来自股东的诉讼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预防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发生的作用。

　　从股东代表诉讼再回到本案，被告李平作为公司董事，因公司的经营问题与王涛发生矛盾，即取走公司公章及营业执照等财物，限制了公司的正常经营，其行为直接损害了中鼎公司的利益，也间接地损害了原告王涛股东的利益。在公司利益受到直接侵害时，理应由公司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但由于致害人李平既是公司的董事兼法定代表人，且公司的营业执照等均受其控制，显然李平不可能对其自身侵犯公司利益的行为提起诉讼。而原告王涛作为公司股东，从关心自身利益和公司利益出发，代位中鼎公司，通过法律手段，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去追究侵害公司利益的责任，进而保护公司和股东利益，其作为原告的主体资格应当得到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