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发公司不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对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供了假证。观通站的“测报材料”和证词均称，易发轮是当时唯一东行的商船，肇事船非“易发”轮莫属，这与事实不符。有充分证据证明：发生海事时还有一艘被VTC跟踪并赋予代码为W500的卡塔尔籍集装箱船“BARZAN”轮，从香港出来向东开往高雄港，且曾于1992年11月25日0527时在海上与一艘小船相碰，位置就在沉船位置附近。2、易发公司已经向原审法院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VTC雷达记录了W500就是“BARZAN”轮。根据VTC的跟踪记录，在11月25日0426.6时前，对“BARZAN”轮标记为“BAR01”，在0428.6时后改为代码W500，“BAR01”和W500的船位航迹线是连续的。如果W500不是“BARZAN”轮，那么0426.6时以后的“BARZAN”轮何去？0428.6时以前的W500何来？还有，“BARZAN”轮船长的《海事报告书》中报告，该轮11月25日0527时的船位与VTC记录0527时W500的船位一致。《海事报告书》原件存放在高雄市地方法院，是经过该法院公证的有效法律文书。原审第二次庭审中，对方当事人的代理人也不得不承认该文书的真实性。原审判决书对此《海事报告书》竟然只字不提。3、潮流的运动总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当时当地的潮流流向西南。“BARZAN”轮发生海事的位置在沉船和落水人员被救起位置的上游方向；而观通站提供的光点合批位置和光点消失位置在落水人员被救起位置的下游约3海里，机舱进水的小船及落水人员是不可能逆水漂流3海里的，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原审判决认为：“由于局部海流情况复杂，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推翻一审判决认定的结论”，这个认定违背了科学，不实事求是。4、珠海打私办征用渔船缉私，是违法的。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BARZAN”轮船长的《海事报告书》经过法定程序公证，对方没有任何证据就推翻了这一公证事实。原审法院不将其作为证据采信，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章第六十七条的规定。2、原审法院在没有获取观通站“测报材料”的证据原件或真实的复印件的情况下采纳该“证据”，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3、《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是海上交通安全的行政管理法律，没有如何划分船舶碰撞责任和民事法律责任的规定。中国是《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公约》的缔约国，无论“汕尾12138”船是渔船还是公务船，都应当适用该公约所附的《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来解决船舶碰撞纠纷。原审法院不适用该规则，却适用海上交通安全法判令“易发”轮承担全部碰撞责任，是适用法律的严重错误。对方当事人钟孝源答辩称：1、观通站提供的两目标合批资料证实，合批时W500还在距我船1海里多的地方，况且香港海事处始终没有认明W500就是“BARZAN”轮。渔民的证词，广州港监在雷达观通站的取证和VTC提供的证据，张家港港监调查取得的证据，广州市公安局的油漆化验报告和广州港监局对本次海事的调查分析报告都能证明“易发轮”是肇事船，原审判决易发公司承担民事责任，是正确的。2、高雄地方法院“切结书”公证的《海事报告书》，只能证明该《海事报告书》是由该法院提供的而已。该《海事报告书》中，没有“与一小船相碰”的陈述。3、美舰救起落水人员的位置距离光点消失处的方位0.8海里，“逆水漂流3海里”没有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