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理结果」：

　　最后法院以玩忽职守罪判处被告人王福林有期徒刑二年。

　　王福林不服判决，上诉后，二审维持。

　　「分歧」：

　　在本案的审理中有二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王福林构成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理由是王福林身为国有企业的主管人员，在签订合同中严重不负责任而被骗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应构成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另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王福林构成玩忽职守罪，理由是王福林身为国有企业的主管人员超越职权范围，不正确履行职责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应构成玩忽职守罪。

　　「点评」：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即被告人王福林构成玩忽职守罪。

　　玩忽职守罪和签定、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同属渎职罪，其同类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 .但渎职罪中的各种具体犯罪，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就必须研究各种罪的直接客体，才能准确地掌握该罪的本质属性，划清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一、国家工作人员签定、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

　　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是指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因严重不负责任，而被骗，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一）犯罪主体的特殊性

　　根据刑法第406条的规定，本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而非一般国家工作人员。从本罪发生的特殊时空（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来看，也只有一部分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通常是那些对签订、履行合同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员，即对签订、履行合同负有领导责任的主管、分管人员和其它直接参与人员。

　　（二）本罪中“合同”的含义

　　对本罪中“合同”含义的理解，应包括民事合同，行政合同和劳动合同，但不包括有关身份关系的合同及国家合同。理由是：（1）刑法上的合同不能等同于民法上的合同。尽管合同法将合同仅限于发生债权债务的民事合同，但不同法律部门对同一法律概念，完全可能有不同的含义，如行政法和劳动法上的合同含义就与民法不一样。（2）将行政合同、劳动合同纳入刑法中合同的范围，具有实践基础。在实践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签订、履行行政、劳动合同时，由于严重不负责任而被骗，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渎职行为，也完全可以与民事合同方面的失职被骗行为一样，适用本罪加以处罚，以维护国家利益，体现刑法的公正。（3）不发生债权债务的合同（如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在刑法中，自然也就不能将它纳入其范围。（4）国家合同之所以不应包括于刑法第406条的范围中，是因为国际法中的“国家合同”，其涉及的内容并非一般的债权债务关系，而是有关政治、军事、外交、司法等事务，签订的程序也比较复杂，往往属于立法行为，与一般的民事合同、行政合同和劳动合同有着根本的区别，不能归为一类。如果在这些领域发生渎职行为，可以按滥用职权罪或玩忽职守罪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