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第二种观点，“疑罪从无”的前提是被告人有罪，只是由于控方不能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人有罪时，才由法院宣告被告人无罪。此诉讼原则的一个附加条件是，如果以后收集到足以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时，仍可以重新起诉。本案失主、老刘同伴的证言都已到案，不存在证据不能提供或者证据尚没有穷尽的问题，而恰恰是证人证言、失主出庭作证的陈述，为确认老刘无罪提供了有利的证据。因此，本案不应以“疑罪从无”对老刘进行无罪认定。

　　本案失主杨先生误以为物品由赵先生保管，列车到站赵先生必然会帮他将东西带下车，因此造成事实上的人、物分离，而老刘恰在此时拾到了遗忘物。对此，从“物”的角度客观地分析，失物对物主是遗忘物，而对老刘来讲则应视为无主物。尽管老刘在取得此物的整个事实过程中，有见财起意的心理反映，但其行为不属于我国刑法的调整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上的根据，有损于他人而自己获得利益的法律事实。不当得利人应将其所得的不当利益返还给受损失的人。不当得利的性质属于法律事实中的事件，不当受益人的义务根据法律规定的事由而发生，它不在于制裁受益人的得利行为，而在于纠正受益人不当得利的不合理现象。所以，我国民法原则规定：只要有不当得利的事实存在，就必须予以纠正，不需要追问当事人的主观意志如何。本案中，老刘将他人财物据为己有，没有任何法律上的依据，应属不当得利。此外，我国刑法规定，将他人遗忘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且拒不交出的，按照侵占罪予以处罚。本案中，如果老刘拒不交出他人财物，应以侵占罪提起刑事诉讼。但老刘不存在拒不交出捡拾物的情节，不应作侵占罪对待，不能认定为犯罪，不能以刑法惩戒，其行为只能由民事法律规范予以调整。

　　最终，本案经北京铁路运输法院公开审理，在合议庭作出宣判前，公诉机关提出了撤诉申请，法院裁定准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