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讲过后，到会的教授们对这一大纲作了无情的批评。因为考虑到有的同仁可能不愿意公开自己的言论，而且没有经过当事人确认，事后的回忆肯定有不准确之处，所以不说尊名，以英文字母为序名之。X先生认为这一大纲的名称应该叫《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不应叫《法理学》，因为它不具有普遍性；指出大纲没有吸收法理学近三十年来的成果；学术性不强。Y先生认为大纲没有处理好几对关系：：一般性和特殊性、学术性和政治性、国际性和国内性、传统性与现代性等。L先生认为，大纲应该体现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斗争而是和谐，法理学应当反映时代的需要、任务，为建设和谐社会服务。LY先生认为，法理学应当为部门法学提供指导，特别是要分析权利义务，大纲恰恰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大纲太“弱智”，许多是小学五年级的水准。S先生则对大纲内容作了全面的“指谬”。XH先生同意大家的意见，并进行了补充。LG先生也同意大家的看法，表扬了大纲体系的宏大。

第一轮发言后，大家进行了简短的补充发言。我提出，要充分注意L先生提出的×工程法理学的定位，它的定位在宣传法律意识形态。基于此，我说，×工程法理学应当叫《法理学导论》，与真正的法理学分开。×工程法理学应当讲大纲的导论与第九章以后的“社会主义”部分。因为我估计学者的意见不可能被接受，通过这一两分法以“拯救法理学”。

这此的会议对我冲击很大。一是同仁们的意见如此一致，大家都对法理学充满了爱心，热爱自己的学科，这使我感到并看到了希望；二是权力对学术的干预竟然如此的无知与蛮横。L先生指出，×工程是伟大的工程，花钱几千万，都是纳税人的钱，领头的人是些（当然不是全部）多少年来不读书、不研究的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是几十年前的。这浪费纳税人的钱。我深以为然。几十年来法理学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例如，以张文显教授为代表的权利本位的研究、许多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新理解、以人为本的研究等等，大纲统统视而不见。当然我不是说老一代的都不行，如果说老一代的，法理学方面有超出郭道晖的么？为什么不见他？三是我对法理学的前途表示深深的忧虑。法理学几十年好不容易才有今天，现在要回到改革开放以前去了。我觉得大纲没有达到1990年代中期“人大”教材的水准，甚至没有达到维辛斯基的水准，完全是一个新时期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怪胎。我在会上大声疾呼：“这样的法理学教给学生，那是祸国殃民，遗害子孙”。现在，法理学的生存本身存在危机，许多人对法理学存在偏见，认为他不是法学，没有知识。因此，在招工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将法理学“入另类”的做法。如果法理学自己不争气，如果照大纲下去，法理学将招不到学生，法理学的学生将无法就业。结果受到伤害的就不只是法理学，而是法学，而是整个国家的法治建设。因此，我呼吁：拯救法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