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诉讼收费办法排除属于司法解释的可能，国务院有权另行制定行政法规“有法可依”就显而易见。1998年财政部、最高院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公安、检察院、法院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工作的规定》（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其将四部门的行政性收费、诉讼费统称行政性收费。因为“不属于审判检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法令如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进行解释”，所以，上述关于“统称行政性收费”的规定依法具有行政解释的效力。由此推知，无论诉讼费属于行政性收费，还是参照行政性收费进行管理，均表明其适用《价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国家行政机关的收费，应当依法进行，严格控制收费项目，限定收费范围、标准。…”，以法院不属行政机关排斥其适用性显然理由不足。国务院依据《民事诉讼法》及《价格法》有权制定诉讼收费方面的行政法规。
二、从立法机关的立法原意理解：诉讼收费办法不是只能制定法律的“诉讼制度”。沈
（一）《民事诉讼法（试行）》及现行的《民事诉讼法》表明了诉讼收费办法不制定法律的意思。《民事诉讼法（试行）》“收取诉讼费用的办法另行制定” 的规定，表明立法机关不存在“另行制定法律，并在规定诉讼收费的法律施行后实施民事诉讼法（试行）”的任何意思，其真切地表明诉讼收费采用“办法”规定，所以立法机关也没有自己制定法律的意思，即使打算授权行使，所授权制定的文本也必定不会是法律。或许有人会说，此时现行宪法还未颁布，立法机关的立法程序或意思表示存在缺陷，但至少可以肯定，此规定在当时不存在“违宪”的理由。其后颁布的现行《民事诉讼法》是依据《宪法》规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非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其在一百O七条依然规定：“收取诉讼费用的办法另行制定”，依据上理，全国人大也不存在“收取诉讼费用的办法”另行及只能制定法律的任何意思。
（二）《立法法》中的“诉讼制度”是否包含“收取诉讼费用的办法”，应以全国人大在《民事诉讼法》中的明示为准。2000年《立法法》颁布并施行。该法第八条规定：诉讼和仲裁制度只能制定法律。如果 “诉讼收费办法”属于诉讼制度，那么，对于同是全国人大制定的《民事诉讼法》与《立法法》，存在是否“只能制定法律”的严重分歧。对此，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而全国人大在《民事诉讼法》中“以宪法为根据”明示诉讼收费办法不以法律制定。《立法法》虽然具体规定了诉讼制度只以法律制定，但未具体说明诉讼收费办法是否是《立法法》严格意义上的“诉讼制度”； 如果诉讼收费办法属于《立法法》中的“诉讼制度”成立，那么，此两法必有一法违背了《宪法》，如果两法均遵守了《宪法》，则《立法法》中的“诉讼制度”就不能理解为“包括诉讼收费办法”。从全国人大立法原则一致的善意角度，只能推出“诉讼收费办法不是《立法法》中所称的诉讼制度”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