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的是，在这样一场全球同性恋解放和造法运动中，中国不仅落后于走在家庭法顶端的北欧前锋国家，而且已被诸多东欧和南美国家远远地抛在后面。记得在2001年婚姻法修订的时候，著名学者李银河就曾指出，未给予同性恋者平等的法律地位是修订的不足之处。但碍于国人对该问题重视不够，加上政府多年来在文化上的封锁，使得李女士“孤掌难鸣”，她的提议最终没有得到采纳。但是，法无明文规定的问题不一定就是微不足道的小问题。据权威机构预测，中国的同性恋者的人数约在3000万左右，这可能大致等同于某一偏远省份的人数总和，甚至是某一小国总人口的数倍，假如这样的问题是小问题，那么什么样的问题才能称之为大问题呢？

有人会说，3000万人的问题在中国只是一个少数人的问题，法是具有社会服务性的法律法规的总称，法毫无疑问是为了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存在的。这样的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成分。虽然关于“法是什么”的争论由来已久，各种学说流派也如苍穹中之群星，以其智慧的光芒相互辉映，但是到现在也尚无定论。在近代国家的立法实践中，大都会打出“正义”、“公平”、“理性”的自然法旗帜，因此按此种指导思想颁布的法律无疑具有普遍适用的意义。卢梭就曾在他的《社会契约论》中指出，法律的本性在于意志的普遍性与对象的普遍性的结合。所谓的“意志的普遍性”即“公意”，超越于众意、党派意志和个别意志之上的公意。这种“公意”与人治是针锋相对的。“对象的普遍性”是指法律只考察臣民的共同体以及抽象的行为，它对所有人一视同仁，采取同一态度。卢梭的观念虽推动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深入，但也恰恰是大革命的检验，使其显示出了负面和消极性。归根到底是因为在阶级社会中，道德理想国在现实中缺少土壤。众口难调，法律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少数人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了。

也有人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划分“多数人”与“少数人”的标准有两个，一是人数上的众寡，二是隐性标准——影响力。前者无需赘言，后者的含义在于，虽然有些问题的涉及面仅仅是纯粹数量意义上的少数人，但由于该问题的影响力较大，体现出的社会矛盾较为突出，或者具有某种象征的意义，现代社会也往往都加以立法。因此，仅仅从人数上去考察一个问题是否有立法之必要，是远远不够的。而且，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多数人”问题与“少数人”问题之间有可能进行转化，用静态的眼光去规制动态的问题，显然是不合理的。甚至有的学者曾断然指出，衡量一个国家法制水平与文明程度高低的最好方法，是将该国的“弱者”的生存现状及其权利立法进行跨国间的横向比较，这种说法虽有些绝对，但也不乏可取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