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对一名政府雇员的情形坦言相陈，虽多不实中伤，却并不构成诽谤罪？这是因为人们认为，较诸保护一个人免受于其他情形下或会加以追究之不法行为的侵害，自由地陈述实情要重要得多。为什么一个人有权自由地兴办一桩其明知将会灭毁其邻人的生意？这是因为人们认定自由竞争最有利于维护公众利益。很显然，在不同的时空，此种对于各有关事物重要性的判断会各各不同。为什么法官会向陪审团解释说，除非雇主具有过失，否则不应对雇员于雇佣期间所受工伤负责？而又为什么如果案件移交给陪审团，则陪审团通常会作出有利原告的裁决？这是因为我们法律的传统政策乃是将责任限定于审慎之辈得应对伤害或至少是危险已有预见之情形，同时，社会中的相当多数人更是倾向于主张某些人应保证其所负责者的安全。写下这段文字之时，我欣睹此种安全要求已被一著名劳工组织写入自己的纲领。对于立法政策问题的争论，若明若暗，有意无心，但若有人主张此问题可如演绎推理般永予解决，则我所可断言者，其人在理论上错了，并可肯定，其结论亦不会获得实践之认可，“从来不行，永远不行！”（semper unique et ab omnibus）。*

　　的确，我想即便是今天，我们有关此事之理论，仍需重新思考，虽然在下并不打算放言，倘有反思出，吾将何以对。我们的侵权法源于旧日有关以单个形式出现、不具典型意义之作奸犯科、人身伤害和诽谤，以及诸如此类行为之理念与实践，在彼时彼处，损害一旦发生，即应接受法律裁判。然而，今日我们的法庭所忙于处理的主要乃为某些众所周知的业务中的事件。它们是铁路公司和工厂等等对于人身的伤害或对于财产的损害。人们对此伤害或损害的责任进行估测，而早晚由公众进行偿付。真正偿付赔偿金的是公众，因此，进而言之，则偿付责任问题实际乃是公众应在多大程度上保证其所享用其服务之人群的安全问题。可以说，在诸如此类案件中，陪审团作出有利于被告裁决的可能性极小，而陪审团亦偶尔会较为强硬地打破赔偿程序的例规，其最可能发生在出现一名不同寻常按良心办事的原告的案件中，故尔，裁决结果多为皆大欢喜。另一方面，甚或生命之于社会的经济价值亦可予以估测，但却无以补偿，或许可以说，其本超越于所估测的那个数量。可以想象而理解的是，或许，某日某案中，我们发现自己生命的税值在很大程度上亦被估测，一如吾人于蛮族法（Leges Barbarorum）中之所见者。

　　卑意以为，法官们全然失察于自己权衡社会利益的职责。此一职责乃不可推诿者，而司法机关对于作出此种权衡之经常乃为公开的回避，如我所言，确乎使得判决的理据和基础晦暗不明、缺乏充足的说明，且常常失于明辨，稀里糊涂。最早，当人们谈论社会主义时，社会中的富裕阶级曾极为震怵。我怀疑，虽说这一恐惧亦影响到此地和英国的司法活动，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影响并未构成我所提及的那些判决中的一个有意识的因素。我想，必有类似的情由导致不再企望控制立法机构的人们，转而将法庭视为英国和美国宪法的诠释者，而一些法庭则发现了那些宪法文本体系之外的新的原理原则，凡此或可被归纳为对于约在五十年前即已流行的经济学说的接受，对于法律从业者的法庭所认定不当者之全面禁止。我不能不相信，倘若对于法律从业者的培训，使得他们习惯于更为谨严精确地认识到其所制订的规则赖以立基之社会利益必得予以合理化，那么，他们有时或会对于自己的自信颇感踌躇，明白他们其实是在极富争议、且常常是十分棘手的问题上偏听偏信。

　　关于逻辑形式的谬误，就谈到此。现在让我们思考一下作为一个研究科目的法律的现状，以及其所力臻之理想。我们依然尚未臻达我所欲达之论点。迄今亦尚无人已然臻达或能够臻达于此。我们不过是处在一个作出哲学反应与对于各种学说的价值重予思考的起端，这些学说的大部分仍然为人们所接受，其理据尚未受到任何审慎而有意识的、并且是系统的质疑。吾人法律之演生已近千载，如同一株植物的生长，必得迈出自己一步的每一代人，其心智，一如植物，直须遵奉自然生长的法则。其本来如此，实乃完全顺乎自然而正当。模仿为人性之天然，正如杰出的法国作家T·塔德（Tarde）在其深受推崇的著作《模仿的法则》（Les Lois de I‘Imitation）中所诠谕者。我们之做大部分事情，其理由无非是吾侪之父辈或吾侪之邻人亦且如此行事，推而广之，其理亦然，其范围甚或超出吾人之所思。因为吾人生也有涯，天不假年追寻更好的理由，因而，这一理由甚好，但却并非是最好的。并不因为我们都不得不崇信我们的行为与思想所赖以立基的大部分传统规则，我们中就没有人无以在理性的秩序里建构我们自己的一角天地，或者，我们全都无意于尽其可能地在一切领域贯彻、运用理性。至于法律，毫无疑问，的确，进化论者还不敢大言不惭地宣称其社会理想，或者，其认为应当体现于立法的原则之放诸四海而皆准。若能证明其社会理想和原则在此时此刻乃最佳之上品，进化论者当感满足。或许，他已然打算承认其于何为宇宙之最佳者一无所知，甚而对于何为对于人类得为永恒之上佳者，亦几近一无所知。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当一个法律体系所包含的每一规则均明白无误地指向其所用力之目的时，当说明此一目的的理据已然诉诸文字，获得了充分阐明或将予以充分阐明时，该法律体系必将更为理性而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