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修改关于矫正对象外出的制度

　　公安部《公安机关对被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保外就医罪犯的监督管理规定》（1995年2月21日公安部令第23号发布施行）的规定结合现行《刑法》第39条、第75条、第84条之规定来看，尽管社区矫正的五种对象经过执行机关批准后，可以离开所在的县、市或迁居。但被管制、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不允许外出经商的制度，仍然有效。那么，是否允许他们外出工作或打工呢？由于社区矫正对象仍然处于服刑期间，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对他们来说就是禁止的，因此，对于被管制、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的矫正对象，外出打工也是不允许的。

　　而现实社会的转型和变革正在加速全社会的人力、物力和资源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重新调整和配置，整个社会的就业政策和就业方式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下岗人数和失业人数在不断增加，就业竞争日趋激烈，再加之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等因素，决定了相当一部分人必须外出经商或打工才能维持生计。如果一律不允许被管制、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等社区矫正对象外出经商、工作或打工，那么不利于解决他们的生活、就业、家庭等方面的困难，甚至有可能使其陷入生活困境而重新犯罪。因此，笔者建议修改原来不准外出经商或打工的制度，通过设置相应的条件，建立经严格审批程序允许其外出经商或打工的制度。积极为矫正对象创造谋生的条件和环境，以充分落实相关帮助保护措施。矫正对象人户分离后，公安机关和社区矫正织机构可以通过异地托管等办法对其落实正常的监督管理和教育矫正措施。

　　（三）大力发展非政府社区矫正组织

　　美国明尼苏达州社区矫正事业实行市场化运作，以保证矫正运行的有效性。这一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从经济学的眼光看，明尼苏达州社区矫正事业更像是一种产业。在这一产业中存在市场准人和退出，存在投入和产出的效益比，存在财政援助和费税支付，存在产业协会，存在标的物 （监管）的购买、租赁和转让，存在固定资产投人，存在购买服务等等。可以说，通过市场化运作，调动了全社会的相关力量使明尼苏达州社区矫正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社区矫正不仅仅是一种刑罚执行制度，更主要的还是一种特殊人群的生活状态、罪犯矫正的特定行为方式和文化模式，因此，简单地或过多地依赖政府行为或传统的秩序资源，一是与社区矫正的本意不相符；二是与国家开展社区矫正工作，降低行刑成本，提高行刑效率的初衷相违背。从世界各国的成功实践以及社区矫正的本质意义出发，社区矫正应该更加体现出非权力性帮扶这一社会福利内容，矫正工作应当更多地发挥社会力量尤其是非政府组织或机构的作用。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和公务人员在社区矫正中的任务和职责主要是完善法律体系，为社区矫正制度的推行提供法律支撑；构建制度体系，规范社区矫正运作；制定和落实相关政策措施，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为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加强管理、监督、检查、指导等各方面职能，依法、规范、有序地推进社区矫正工作。

　　从现阶段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情况来看，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推行带有非常明显的政府主导型改革倾向，国家及其专门的职能机关和工作人员在社区矫正的实施层面上处于主导地位，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志愿者的作用主要是配合和协助。诚然，在社区矫正工作的起步阶段，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在组织建设、制度建设、队伍建设以及保障机制等方面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工作精力，发挥主导作用，这对于夯实我国社区矫正的工作基础，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确保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确立和完善，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必需的。但是这种初始状态下的政府或部门行为，也误导了部分人的思想和行为，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注重政府行为或者由政府公务人员大包大揽，从而忽视了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志愿者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作用。在我国，如何按照社会化、市场化的要求，有意识、有计划、有目的地培育和发挥社会团体、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作用，逐步形成“官民协作、以民为主”的运作机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上海、北京等地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积极培育非政府社区矫正组织方面已经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这为进一步探索社区矫正的社会管理措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从试点的情况来，培育社区矫正非政府组织或工作机构，首先，国家要给予必要的投入。投入的方式既可以直接的资金支持，也可以通过政策、措施对非政府组织或工作机构的建设和发展进行扶持。其次，国家要通过立法等方式明确非政府组织或工作机构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赋予其相应的职责和权利。第三，制定类似于《罪犯社区居住服务工作标准》制度，政府职能部门根据标准对非政府社区矫正机构进行鉴定，保证其服务的标准和质量。第四，政府职能部门在实际工作中要加强对非政府组织或工作机构的业务指导、考核评估以及监督管理，确保社区矫正工作的严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