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认为个案监督是权宜之计，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人大干预的现实性和必要性只说明离司法独立太远。

    2.否定说。主要理由是：

    （1）违背司法规律。司法权属于解决争讼的权力，具有强制性、亲历性、终局性。人大是实行代议制的，做不到这一点，而且人大的专业化不够，没有司法机制和司法程序。人大有什么理由证明自己比司法机关更高明呢？

    （2）个案监督无法解决面临的问题。一是证据效力。人大代表调查取得的证据有没有证据效力？二是人大监督后得出的结论要不要通过法院审判委员会？如审委会成员不同意怎么办？

    （3）解决司法腐败不应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应完善诉讼机制和诉讼制度。因此，应对外部制约机制进行根本性反思和探索。首先，不应舍本求末；其次，个案监督缺乏合理性，与社会发展趋势不相符合；最后，个案监督成本太高，必然增加各方面负担。

    五、关于证据立法

    证据是诉讼法中相对独立的部分。近些年来，由于在刑事诉讼法贯彻实施中遇到了种种问题，普遍感到有关证据的立法过于粗略，因此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际部门都提出了需要加强证据立法的问题。

    （一）加强证据立法的必要性。

    1.证据立法极为重要，是保证诉讼公正的首要问题。但刑事诉讼法典只解决了一些司法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证据一章基本未作改动，只增加了视听资料和证人保护的原则性规定，条文只有几条。

    2.司法实践中提出的许多问题需要回答。例如，怎样掌握“证据确实充分”？对此，公检法机关都感到为难；在逮捕条件中规定的“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怎样理解，如何掌握？这一点高检的掌握偏严，主要是考虑一旦错捕了就得赔偿：“主要证据”指什么，使用不合法手段取得的证据要不要用？高法、高检规定了言词证据如果是由刑讯逼供取得的应当排除，但公安机关对此采取回避态度，形成了不一致。再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否适用，是绝对排除还是相对排除，怎样排除，沉默权要不要搞等问题，都需要进行立法回答。在这些问题中，特别突出的是证人出庭问题。这个问题三大诉讼都存在，但刑事诉讼相对更严重。有学者说，我国证人的出庭率不到10%.调查发现，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证人出庭率不到5%，其他地方便可想而知了。这个问题不解决，审判方式改革面临破产的危险。证人不到庭，抗辩怎么搞？最近还出现了新问题，如测谎、鉴定等。公检法都在搞测谎，尽管最后不作为证据使用，但却对定罪起了重要作用。高检的文件说，测谎可以作为重要的辅助手段，但不能作为正式的证据。鉴定的问题主要出在：对于同一个需鉴定的东西，不同的鉴定机构所作出的鉴定结论往往不同，让法官无所适从。面对这一大堆问题，怎么办呢？必须将这些问题纳入法制的范围，而且不能只由哪一个执法部门自己去规定。

    （二）证据立法怎么搞？学者们提出了三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搞单行立法。先解决一些最迫切的问题，制定《证人出庭法》；第二种方案，搞一个统一的证据规则或《统一证据法》，认为现在条件已经成熟；第三种方案，主张三大诉讼各搞各的。有的学者已经搞了一个民事证据立法小组。究竟是统一搞还是单独搞？如果独立搞的话，又是怎么个搞法？对此，陈光中教授认为统一搞的条件还不成熟，主张三大诉讼法各搞各的。统一证据法在世界上很少，美国虽有，但主要适用于陪审团，不符合中国国情。借鉴各国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三大诉讼中的证据有的接近，有的大相径庭，如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等的实际，分别搞可能容易一些，难度小些，可借鉴得多一些。三大诉讼各搞各的，哪个先搞都行。如果正式的立法还不成熟，不妨先搞个规则、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