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慧星教授曾经谈到：“在中国目前现状下，要保障法解释的客观性或保障法律正义，首先是通过强化法官教育和资格制度，普遍提高法官素质（法律正义感和法学方法），亦即所谓法官的人格是正义的最终保障；其次是审判制度的科学化，即藉科学的制度和程序以调和个性、避免恣意，确保解释具有相当程度的客观性；最后是真正的审判独立之保障，以排除行政权力等的影响。”[9]（第185页）笔者基本同意梁教授的观点，但以为其强调的次序似乎应当有所调整。

　　我们知道，当前正在全国上下大力推行的司法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总体效果并不显著。究其原因，在于其改革大多属于体制内的改革，属于法院内部运作机制上的改革。而法院内部改革所取得的成效，很容易由于外部势力的干涉而前功尽弃。有学者提出，“我们的司法制度应明确授予法官以解释法律的权力。”[13]（第333页）但即使法官拥有了这一权力，还有如何落实的问题。打个很简单的比方， 假如法官的素质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提高，对于疑难案例完全可以做到熟练运用法律方法加以公正的解决，但在其殚精竭虑地写完毕判决书，正准备向双方当事人公布之时，地方党政领导向其明确发出指示，此案应如何如何处理，而该指示完全背离法律和事实。在当前国情下，法官能够做到“大无畏”地依旧按照自己的所思所想宣判吗？我想大多不会如此，往往是按照党政领导的指示行事。既然这样，或许有人会说，那我们还有什么必要谈论法律方法，这不都成了空谈了吗？也并非如此，因为不是所有的案件都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涉，法官还是拥有相当程度的独立审判权。只不过，体制上的改革更应当摆在首要位置上。“在社会结构、制度与文化等还无从支持一个现代司法体系的情况下，司法改革很难单打独斗地完成。”[14]必须强调真正的审判独立之保障。在此基础上大力提高法官运用法律方法的能力，熟练掌握解释、适用法律的方法、规则和理论，培育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方可真正将实质正义落到实处。

　　前些年，由于我国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受到西方概念法学、规则中心主义等的影响极大，比较注重法律规则的制定和法典的完善，相对忽视了如何将规则运用到具体案件上的研究。近年来，法律方法在我国司法界和理论界开始受到重视，表明我国司法开始更多注重司法技术以及相关的理论问题，注意对具体案件的考察分析，这代表了一种新的、建设性的制度发展方向。总之，在我国法制建设从规则中心主义走向司法本位的过程中，对法律方法进行充分地研究具有很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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