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德格尔将诸如现象、假象、现相等概念统归于“就其自身显现其自身”[10] 之后，使我们能够理解现象是存在者的存在的即时显现，是一种此在。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事物的显现是与时间相关联的项，现象（除了持续态的现象外）一般是只与时间的点相联系的。在事物的现象中亦即此在的涌现之中，无论其显现的是真象或假象，都是由在此点上的事物本质造就的，本身就是在成就着世界意义范围内的存在。因而，人们对现象的解释，是通过非本真的领会来论述解释现象的，[11] 并且人们观察到的事物的现象仅具有时间流上的偶然性，并非是人有意识的带有反思性的观察，最终是排斥了事物的本真而将事物的现象认作为一种事实。

　　综上所述，事实的构成包括以下因素：事物、现象和本质。事物在世界意义中既是自在又是自为地存在着。就自在存在而言，事物只展现自身的存在，并不发生世界关联；而自为存在是与主体发生并联的存在，对主体的意识发生影响并反过来改造主体的知性。[12] 同时主体的意识也在设法改造事物，使其变得更适合于意识。因此，在认知事实的过程中，不仅要区分现象、本质和事物的自在存在，而且不同的主体的把握程度也应有所区分。

　　二、事实的法律解释之范畴所在

　　在一般认识之中，认为法律解释仅局限于对法律本文的解释。自1840年德国法学家萨维尼总结出解释的四要素即语法的、逻辑的、历史的和体系的解释以来，许多大陆法系国家包括我国在内均未脱离德国式法律解释的道路。毫无疑问，上述的法律解释不仅于诠释学意义上的法律解释存在差异，而且从中可以看到这里并未包含对事实的法律解释。但无可否认的是，事实的认定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法律本文的解释和适用最终依据于法律事实，无法律事实即意味着无法律适用。通过前述的考量，已明白无遗地确定事实的构成包括事物、现象和本质，因此在司法过程中实质是法官首先对事实构成的追问，证立法律事实的区域（这是一种有法律来限制的事实区域，如剔除不符合法律程序的事实）。

　　在法官证立法律事实的过程中，首先面对的是控、辩双方提供的众多证据，因此法官的任务是对证据的选择，从证据提供的事物和现象中把握事实的构成。在此需要区分不同证据类型加以评价：对于物证，本身是一事物，其自在地存在并持存自身，同时又自为地存在着，对发现证据者显现着自身的意义。注意主体对发现的物证既可能是一种“侧显”——即只反映事物的一个方面，同时又可能是一种假象。[13] 举例来说，如在一个命案现场留有一只不属于死者的鞋，现象上只侧显一个方面即鞋可能属于凶手所有，但这种侧显既可能返回于自身——现象反映了事物存在的本质，同时又可能是一种假象——凶手故意留在现场而嫁祸于他人。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即使是假象，也可通过这一假象与事物的联系，返回到与该物证相联系的主体的关系中寻找事物的本质，即通过鞋的主人的周遍关系寻求真象。因此假象也可能反映事物的本质所在并构成事实，只不过方式不同而已。对于书证，情况稍稍复杂一些。书证首先是一种符号，法官需要从符号的表达意义中追问事实。符号是一种在先预设，是世界进程中一些约定俗成的意义表象，因此胡塞尔认为：“实际上这些符号不以任何方式、也不以代表的方式是思维考察的对象，毋宁说我们是完完全全地生活在含义意识或理解意识之中，即使没有伴随的直观，这种含义意识或理解意识也不会不存在。”[14] 这在客观上未法官理解这些符号提供了确定的依据。但是符号的表达意义的歧义性，为符号的理解、解释带来了困境：首先，符号代表了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这在我国多民族、广地域的情形下无法消除，而且这尤其觉得了解释的前见；[15] 其次，符号的表达与理解之间存在一道鸿沟，需要人们去超越它，因为“一切文字性的东西都要求能从自身出发被唤入讲说的语言中”，[16] 对符号的观照无疑是从符号之间反映的意义现象深入到符号留存者的精神，体验其内在的意识趋向，并返观自我的精神使之与前者融合，从而达成对符号的意义理解。对于证人证言，则不仅涉及到对符号（如记录的证言）的理解，而且主要涉及到证人的记忆问题。人的记忆首先是一种直觉状态中的对事物现象在原始时间意识里的复现，但是不能排除人在体验流之中与自身意识的内在统一，即被记住的东西在现时的回忆往往被加入了修正因素。[17] 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中被加入的修正成分就越多，法官的任务由此在于将这些成分先从证言的表象中剔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