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奇克的非契约论国家起源假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古典契约论的代表霍布斯认为，契约订立之后，个人的所有权利都转让给了国家，个人不再拥有任何权利。洛克对霍布斯的观点深为忧虑，主张个人的某些权利（生命、自由和财产）是不可让渡的，但他无法说明人们在一致同意订立契约之后这些权利如何能够保留下来。诺奇克抛弃了契约论，认为国家产生于自然的“看不见手”的过程，这里没有权利的转让，没有契约的订立，从而个人仍然保有不可侵犯的权利。这就是权利的首要性，它为国家的行为划定了不可逾越的界限，超出此一步，就侵犯了个人权利。更重要的还在于，诺奇克提出了一种新国家观，即这种从“自然状态”中自然产生出来的“最弱意义的国家”是一种“自然国家”，或者更准确地说，“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 ）与“自然国家”（state of nature）是一回事。 “契约论”一直是西方政治哲学的正统理论，它的主要问题在于首先假设了一个与国家截然不同的“自然状态”，然后又虚构出“契约”以便造就国家。现在“契约论”被抛弃之后，“自然状态”与国家的根本区别就消失了。对于诺奇克，“自然状态”是一种没有政府的国家（如某些原始部落），而国家只是一种有政府的“自然状态”（最弱意义的国家）。

　　但是，这种只具有保护功能的“最弱意义的国家”是不是太枯燥乏味了？人类能够从远古的蛮荒中走向繁荣的今天不正是在于他们始终对未来怀有一种理想的憧憬吗？人们不是需要一种更能激动人心的国家吗？不是更需要体现了最高理想和善的乌托邦吗？

　　在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国家与乌托邦是对立的两极。国家作为现实是不完满的，而乌托邦则代表着最高的理想和善，预示了一个光明美好的未来。诺奇克认为，那些描绘了一种最高理想和善的乌托邦理论都是错误的。第一，人是有差别的。诺奇克举例，对于维特根斯坦、毕加索、摩西、爱因斯坦、苏格拉底、甘地、佛陀、哥伦布、弗洛伊德、克鲁泡特金等人，不可能只有一种最好的生活，不可能只有一种理想的乌托邦。第二，如果存在着适合于不同人的不同乌托邦，那么就必须承认它们所有都是平等的。如果苏格拉底的善与佛陀的善没有孰高孰低之分，那么就必须允许它们具有同等的实现机会。（注：诺奇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美国纽约基本丛书公司，1974年，第312页。）

　　如果善、理想和乌托邦是多元的且平等的，而国家只有一个，那么这些不同并且平等的善、理想和乌托邦如何能够在一个国家内实现出来呢？西方现代民主制度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仅仅是实现了“多数人”的理想，那么“少数人”的理想就必然被剥夺吗？这也许是政治哲学家面临的最大难题。诺奇克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仅构思巧妙，而且意味深长。

　　在诺奇克看来，个人位于政治体系的一极，另一极是国家，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共同体。个人是终极的实在，每个人都与他人不同，具有不同的价值信仰并从事着对不同善的追求。国家无法满足所有人的价值要求，也没有办法将人们不同的善和理想统一起来，所以，国家不是实现价值、善和理想的合适地方，也与它们根本无关。国家的基本功能是保护整个社会的安全、稳定和秩序。国家只有一个，但共同体的数目却可以是无限的。诺奇克提出，在国家中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处的善和价值可以栖息于各种各样的共同体之中，理想的翅膀可以在“人以群分”的多元天空中自由翱翔。共同体由一些具有大体上相同理想的人们自愿组成，他们可以从事各种生活的实验和冒险，而善、价值和乌托邦就实现于这些各种各样的共同体之中。

　　诺奇克认为，“最弱意义的国家”就是乌托邦，但它“是一种元乌托邦（ metautopia）”。（注：诺奇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美国纽约基本丛书公司，1974年，第312页。）它不是一种理想，而是一个试图将各种理想都包容于其中的框架。它是一个不具有价值内容的形式，所有价值内容都存在于各种共同体（乌托邦）之中。一方面，诺奇克以有力的方式将国家与乌托邦这对立的两极同一起来，“我们描述的这种乌托邦框架就等于是最弱意义的国家。”（注：诺奇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美国纽约基本丛书公司，1974年，第333页。）另一方面，他又为这种“最弱意义的国家”提供了辩护：它既是没有侵犯个人权利从而成为唯一道德上合法的国家，同时也是能够最好实现乌托邦渴望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