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将自然法中的神的影子抹杀得一干二净，主张自然法以人类理性为基础，并且把自然法的学说同“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说”结合起来。他们认为，依靠人类的普遍理性能制定出详尽的普遍适用于人类的法律和法典。并宣称：在自然状态中人是自由平等的，人具有与生俱来的人权。为了实现人的权利，人们才建立国家，进入社会，而法律则是对这些人的自由权利的保障。在他们的著述中，上帝已经愈来愈不重要，格劳秀斯说：“上帝的力量尽管大得无法衡量，我们仍然可以说有些东西不是他的力量所能左右的，正如即使上帝，也不能使二加二不等于四，他也不能使本来是恶的东西成为不是恶的。”相反，人显得愈来愈独立，愈来愈重视自身的价值和幸福，这些认识上的飞跃使人类摆脱了神学的束缚。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与公民权利宣言》的发表，标志着自然法学运动的顶点。《独立宣言》以政治宣言的形式把关于人权的理论上升为一种政治主张，而《人与公民权利宣言》则把这种主张以宪法的形式写进了史册。

　　对于现代西方文明秩序的形成，古典自然法学派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法律文明秩序中几乎所有的重要概念、制度的胚胎都在这一时期充分显现。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契约自由、罪刑法定、无罪推定以及司法独立等一系列法律原则和制度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而《拿破仑法典》这样典型的资产阶级法典的制定也与古典自然法学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十九世纪以后，殖民、革命、侵略战争的风暴席卷整个世界，激烈动荡的变局需要一种现实的、强有力的急功近利的理论作为支持。自然法学说显然缺乏这种急功近利的精神，因而遭受强烈的抨击，被指责为混淆事实与理想的说教。同时，由于自然权利说在国家学说中和政治学说中过分信赖人类的理性，使人类的重大政治活动服从于空泛的抽象原则，因而不能服务于现实。有人甚至将法兰西革命的失败归之于这个原因。自然法学说于是多面受敌，逐渐被人们遗忘。直到二战以后，人们开始反省法律实证主义对纳粹德国法西斯法律制度的影响，再次对自然法产生兴趣并导致了它的复兴。

　　复兴以后的自然法显然已经不能再领风骚，它已经无法找到像“上帝”和“理性”这样的最终权威概念而重获法学理论界的主导地位。但在现代西方法律制度确立过程中，自然法学说以不同的面目和理论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可以说，很大程度上，现代西方法律制度是由自然法学说塑造成的。

　　徐升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