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题二：无法逃避选择是人类的状况 现实确实存在着许多善是敌对的和冲突的，伯林否认当不同的善发生冲突时总能运用合理标准解决这些冲突。人类拥有的异质而基本的“善”和“价值”在终极层面上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冲突。在任何道德或行为准则的范围内，在终极道德价值之间总会产生一些冲突，无论理论理性还是实践理性都无法解决。“那些要求最终答案-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整齐划一-的哲学一元论以前和现代正在做的正是这些。”他们强调“理性地做决定”（同上，第48页），“根据普遍的理想，即根据一个人、一个群体或一个社会所追求的整个生活模式来做决定”（同上，第47页）。伯林认为，这些做法“曲解”了价值两难。“既然有些价值可能本质上是相互冲突的，那么，原则上可以发现所有价值都能和谐相处的模式这样一种观念，便是建立在关于世界本质的一种错误的、先验的观念之上”（同上，第49页）。因此，客观的价值多元论是人类的必然选择。伯林由此提出一个类似于萨特“存在先于本质”的存在主义哲学命题：“无法逃避选择便是人类状况”（同上，第49页）。人的“目的是相互冲撞的，人不可能拥有一切事物……于是，选择的需要，为着一些终极价值而牺牲另一些终极价值的需要，就成为人类困境的永久特征”（同上，第49页）。

　　与伯林差不多同一个时间，罗尔斯提出了“差别原则”（difference principle）和“最大化最弱者利益策略”（maximin strategy）（Rawls， 1971， P. 302； P. 152），德沃金提出了有关立法的“根本意图”（Fundamental intention）和“派生意图”（derivative intention）观念，有关公民抵制权利的“基于正义的抵制”（justice-based disobedience）、“基于正直的抵制”（integrity-baesed disobedience）和“基于政策的抵制”（policy-based disobedience）观念（Dworkin， 1985，P. 108-110），他们试图回答“善的内在矛盾和不确定性”问题。但是伯林认为，无论采取何种“原则”、“策略”或“办法”，这些“内在矛盾”和“不确定性”都无法得到圆满解决。“这种进退两难在逻辑上是不可解决的：我们既不能牺牲自由，又不能牺牲捍卫自由所需的组织，也不能牺牲最低限度的福利”（伯林，2003年，第102页）。当面临“疑难案件”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伯林都否定了罗纳德·德沃金寻求“惟一正确答案”的可能性（Dworkin， p. 119-145）。在伯林看来，“这种观念……不仅是无效的，而且曾经（并依旧）导致理论上的荒谬与实践上的野蛮后果”（伯林，2003年，第53页）。伯林给罗尔斯和德沃金的忠告是：“所需要的是少一些一般原则的机械的、狂热的作用，不管这些原则多么合理或正确；将广为接受的、经过科学检验的普遍方案运用于未被检验的个案时，所需要的是更多的谨慎、更少的傲慢自负”（同上，第102页）。

　　伯林的立场很容易被混同于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桑德尔曾经把它与相对主义相提并论，说伯林“差一点就陷入相对主义的困境”：“伯林假定的道德宇宙具有悲剧性的构造，问题是，自由理想难道不也和其它相竞的理想一样，都要受到价值的终极不可共量性的约束？若是如此，为什么自由理想具有优越的地位？而如果自由不具有道德上的优越地位，如果它只是众多价值之一，什么可以支持自由主义？”（Sandel， p. 8）。罗蒂站在伯林一边，对这种指责做出了回应：伯林对价值相对性的承认是一种对客观事实的承认，而不是一种主观好恶的承认。“我是站在伯林这一边发言的，想要为伯林打杂，替他芟除哲学树林下的一些丛薮”（罗蒂，2003年a，第80-81页）。罗蒂明确把伯林自由理论表述为“自由是对偶然的承认”，并坚决拒绝了“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需求”（同上，第69-70页）。

　　因此，在本体论上拒绝一元论，坚持多元论是伯林哲学的逻辑结论。更重要的是，伯林预见到了他的价值多元论可能产生的政治后果：“这将摧毁或动摇古今大量思想与行为的基础；并且至少将影响对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的理解，以及建立在这些自由之上的价值”（伯林，2003年，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