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黑格尔和胡塞尔哲学的一些具体环节有多少牵强之处，但应该说它们达到了形而上学的一个崭新的形态。形而上学之为学，必有知，所以形而上学作为知识形态不可避免。按传统的说法，知有直觉之知与逻辑之知，逻辑之知的最高发展是概念辩证法，直觉之知的最高发展则是概念辩证法隐含的以及现象学直观所能成就的形上境界。前者可称为概念的或外在的形而上学，后者可称为一种直觉体悟的内在形而上学。

　　形上境界作为内在形而上学是人的精神的家园，而形上概念的建构与消解均为保证形上境界的完满，保证人的精神有所依归，因而是形上境界自身的彰显。消解是对建构而言，虽以形上境界为基础，但是在外在形而上学层面进行的，因而只有特殊概念、特殊知识的消解，而不能有概念本身、知识本身的消解。否则就不存在外在概念形而上学层面，也就不存在消解的可能。如果我们说“消解知识本身”，这是可笑的。因为消解本身的程序和原则即是知而非无知，消解的有效性本身就成立于知。这说明消解的限度必在知及其概念之内。知必有主客二分及统一，因而我们要消解主客二分这个前提亦是不可能的。因为当你这样运作时，你仍然是一个主体。因而我们只能在主客二分的前提下（这也是事实）达到主客统一，而无法消解主客二分。那么，我们能否消解形上境界？我认为更是不行的。因为我们之所以消解某种特定形而上学，往往是因它本身及其效果遮蔽了形上境界，使人无家可归，因而它的意义往往是去蔽而澄明，所以它是以形上境界的存在为内蕴的。即使有些人的消解没有这形上境界为内蕴，消解形上境界也是不行的。假如没有形上境界，不需要消解。假如有形上境界，旁人又无法消解。人只能消解他本人的形上境界，但他本人又没有。可见，消解形上境界本是不可能的，正像要消解一个人的自明性的感觉一样不可能。

　　形而上学的消解因而是在讨论知识的时候，在外在形而上学领域内进行的。因而它和建构一样，适应于形而上学的特殊形态。具体说，形而上学的建构只能建构一种特定的形而上学，如历史上出现的实体之学、神学、主体形而上学等等，形而上学的消解也只能针对这些特定形而上学形态。如果对形上之知本身、对真理、合理性、确定性等进行消解，就会产生上述的自相矛盾。因此，正像形而上学的建构有一定限度一样，形而上学的消解亦应有同样的限度。较明智的做法是应该明了哪些可以消解，哪些不可以消解，否则我们会陷入连“消解”也要被消解的地步。

　　当然，上面的说法并不意味着取消消解活动的意义。它是形而上学运动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形而上学的建构必然要通过知性将人的生存基础凝化为某些概念或概念系统，如实体、本体、数、神、理念、至善、绝对等等概念及其论证系统。这些概念是知性概念，是有限的，但被绝对化了。它们遮蔽了人，限制了人的自由自主性。这就需要消解，消除遮蔽而达到澄明，扬弃限制而达到自由。同时，我们亦可以对知性逻辑造成的知性思维方式的某些形态进行消解，以开启某种新的思维方式。这些消解活动都有重要的学术和社会的价值。但我们不能过高地估计这种价值，不能把它放在形而上学的建构之上，变成哲学活动的价值所在。我们应该尊重几千年来无数哲人的精神劳作。其实建构和消解作为外在形而上学的两个环节，都是在彰显着形上境界，都是在不断追求着人的本真存在。这是它们共同的意义。

　　如果把形而上学的建构看作将形上境界凝化为知（包括概念及其系统、方法）并将其绝对化的过程，那么形而上学的消解则是将这种知相对化的过程。因而消解过程往往出现相对主义。人人都会承认，形而上学建构中是将有限概念绝对化了，因而产生了知性之蔽。相对主义恰恰在于克服这种知性之蔽。但实质上，相对主义恰恰是在对知性概念的进一步的知性分析的基础上产生的。知性的有限概念在分析中必陷入亦此亦彼的背谬之中，这样就打消了这有限概念的固定化的中心意义，导致相对主义。就相对主义建基于知性分析说，它和绝对主义一样，也是知性的，具有同样的知性之蔽。前面我们说过，知性是一种分析性。它完全有能力将一个对象作为中心分解为不同的因素而取消这个中心，这就走向相对主义；但同时它也会将这不同因素本身固定化、绝对化，成为僵化之物。无论相对主义还是绝对主义，同为知性，其价值是一致的。外在形而上学便是在知性的不断建构和消解中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