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哲学的出发点是他所提出的反唯理主义的道德理论（anti-rational theory of morals）；该理论认为，就道德规则的产生而言，“理性本身是毫无作用的”，“因此，道德的规则并不是我们的理性所能得出的结论。”[11]休谟论证说，我们的道德信念既不是先天意义上的自然之物，也不是人之理性的一种刻意发明，而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人为制品”（artifact）；休谟在这个意义上提出的这个术语，也就是我们所称之为的“文化进化的一种产物”（a product of cultural evolution）。在这种文化进化的过程中，那些被证明有助益于人们做出更有效努力的规则存续了下来，而那些被证明只有助于人们做出较为低效努力的规则则被其他的规则取代了或淘汰了。正如晚近的一位论者颇为犀利指出的那样，“道德准则和正义准则，便是休谟所谓的‘人为制品’（artifacts）；它们既不是神授的，也不是人之本性所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更不是纯粹理性所能揭示者。它们乃是人类实践经验的结果，而且在漫长的时间检验过程中，唯一的考量就是每一项道德规则是否能够为增进人类福祉起到有益的功用。在伦理学领域中，休谟可以被认为是达尔文的先驱。实际上，休谟宣布了一种人类习惯中的适者生存的理论（a doctrine of 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among human conventions）──‘适者’不是指那种野蛮的偌肉强食者，而是意指具有最大的社会效用者。”[12]

　　然而，正是通过对那些决定着主要的法律制度进化发展的情势所做的分析──在这种分析中，休谟对为什么只有在某些类型的法律制度得到发展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展出一种复杂的文明的问题给出了说明──休谟对法理学做出了他的最大贡献；当然，这些贡献还只是他对法理学做出的一部分贡献。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休谟的经济理论与他的法律理论和政治理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只有为数不多的社会理论家明确意识到了人们所遵循的规则与那种因人们遵循规则而形成的秩序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而休谟便是这为数不多的社会理论家当中的一员。

　　需要指出的是，在从解释到理想的转变过程中，休谟并没有使自己陷入任何有关解释与推荐这个方面的逻辑混乱之中。与其他论者相比，休谟可以说最反对从“实然”到“应然”进行逻辑转换，而且也最明确地认识到了从“实然”到“应然”进行逻辑转换的不可能性[13]（亦即这样一个事实：在一个不主动的原则的基础上是绝不可能建立起一项主动原则的[14]）。休谟据此想指出的乃是这样一个问题，即现代社会所具有的一些为我们所珍视的特征乃是以一些条件为依凭的，但是这些条件并不是为了达致这些结果而专门创建的，而是这些特征所不可或确的一些前设。这些条件乃是“一些对公众有助益的制度，虽说这……并不是这些制度的发明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的本意”。[15]休谟的意思实际上是说，只有当人们学会遵循某些行为规则的时候，一个有序的社会才能够得到发展。

　　休谟在《人性论》有关“论正义与财产权的起源”的那个章节中，对“人之技能确立正义规则所依凭的方式”的问题进行了探讨；[16]我们可以说，休谟有关这个问题的洞见乃是他在这个领域中做出的最为重要的贡献。《人性论》这一章节的讨论始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惟有社会生活才能够赋予人类-这种柔弱的动物-以特殊的能力。休谟简要地讨论了“职业分工”（partition of employments）[17]所具有的益处（亦即亚当·斯密经由采用孟德维尔“劳动分工”这个术语而使之广为人知的那种观点），同时还指出了种种阻碍社会团结的障碍是如何被人们一点一点加以克服的。在这些障碍当中，主要的障碍首先是每个个人首要关注的是他自己的需要或与他最亲近的人的需要，其次就是资源的稀缺（休谟的术语！），亦即“并不存在充足的资源可供人们去满足每个人的欲求和需要”。[18]因此，正是“人之心智的某些特征与外部物体的情势的结合，”[19]构成了对人们进行顺利合作的障碍：“人之心智的这些特征就是自私和有限的慷慨：至于外部物体的情势，就是它们容易发生变化或转移，以及它们与人们对它们的需求和欲求相比要稀缺得多”。[20]如果不是因为这些事实，任何法律都是不必要的或者是不需要人们的思考：“如果人们能够获得同样充足的资源供应，或者说如果每个人都爱人如爱己，那么正义和不正义也就同样不可能为人类所知道了。”[21]“当每个人都获得了超过其所需的物品的时候，分物品又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呢？……在别人拿走了我的一样东西而我只需要伸手便能够获得一样与它具有相同价值的东西的情况下，把这样东西称之为我的东西又有什么意义呢？在这种情形中，正义毫无作用可言，只是一种闲置的礼仪而已。”[22]因此，“正义起源于下述两个事实：一是人的自私和有限的慷慨，二是大自然在资源方面只能够有限地满足人们的需要”。[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