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毫不迟疑地承认，并深知堕胎问题的分歧，牵动着无数人的情感，甚至在医生中间，看法也大相径庭，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问题所激发的信念之根深蒂固。人们的哲理、经验、自身作为生命存在的界线、宗教熏陶、生活与家庭观以及人的价值观、沿袭已久的道德标准无不影响其对于堕胎的思考和结论。此外，人口增长、环境污染、贫困和种族色彩，诸如此类，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当然，我们的任务是根据宪法关于情感与偏好自由的尺度，解决问题。我们真诚地期望这样做，并且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在本意见里将分析重点放在医学和医学—法学历史，探讨这一历史所揭示的，数以百年来人们对于堕胎程序的态度。　我们也没有忘记大法官霍姆斯先生在　Lochner v.New York（198 U.S.45 ）一案中的反对意见：“宪法是为具有截然不同观念之人民而制定的，并且，我们有时恰巧发现某些观点顺理成章，十分熟悉或新奇，甚至令人惊愕，这都不应使我们以包含这种观点的法律是否与美国宪法相冲突而做出判决。”

　　上诉人对德克萨斯州法律的抨击，主要是指这些法律不适当地侵犯了孕妇享有选择终止妊娠之权利……在处理这一请愿之前，我们感到有必要简单地从几个方面回顾一下堕胎的历史，因为历史也许会启示我们。……

　　宪法没有明确地提及任何隐私权（right of privacy）。……本法院承认：根据宪法，确实存在个人的隐私权或对个人不受侵扰的自由领域之保障。在不同的案件中，本法院或某法官确已发现该权利根源于第一条修正案［Stanley　v. george］；第四和第五条修正案［比如，　Terry v.Ohio］；权利法案的边缘区域（penumbras）［ Griswold　v .Connecticut］；或第九条修正案〔同上案〕；或由第十四条修正案第一款所保障的自由，参见〔Meyer v.Nebraska〕。这些判决清楚地表明：唯有被认为是“基本的”或“在有序自由的概念中包含的”［Palko v.Connecticut］个人权利， 才可包括在上述被保障的个人不受侵扰的自由领域内。这些判决还说明：隐私权在某些程度上与婚姻、生育、避孕、家庭关系、子女的抚养与教育有关。

　　不论是在第十四条修正案有关个人自由和对州行为之限制的概念中发现的隐私权（正如我们感到确实如此），还是如地区法院的判决所说，这属于第九条修正案所保留给人民的权利，它都足以包括妇女决定是否终止其妊娠的权利。州完全否认这一选择权而予以限制所致的损害，也是十分显现的。……

　　根据以上各种因素，上诉人和一些非当事人意见（amici，注， 指在重大案件中，法院要求特定的非当事人，如法律专业学术团体，有关公司或社会团体等提供的参考意见）认定妇女的权利是绝对的，她有权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基于她所考虑的任何理由，决定终止妊娠。对此，我们表示不同意。……本法院在承认隐私权的同时，也认为在这种权利保护领域里，州的某些管理是合适的。某州可以根据保障健康、维持医疗标准和保护潜在生命的重要利益，适当地制定有关规定。在妊娠的某阶段，这些相关利益会变得至关重要，以致不得不对堕胎决定予以限制。……实际上，我们不清楚为什么一些非当事人意见将随心所欲地对待自己身体的无限制权利与本法院先例中阐明的隐私权扯在一起。本法院曾明确拒绝承认这种无限制的权利。　　 ［Jacobson　　　 v.Massachussets］（结种疫苗）；［Buck v.Bell］（绝育）。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个人隐私权包括堕胎决定，但是这一权利并非毫无限制，必须考虑有关规定中重要的国家利益……

　　［在详尽分析上诉人及非当事人意见中有关胎儿生命的观点之后，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了如下判决。 后来， 美国最高法院在　1989 年的Webster v.Reproductive Health Services （492U.S.490）和1992年的Planning Parenthood v.Casey（112S.Ct2791）中，对该判决作了某些限制性解释。］[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