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农”中，由于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影响，加上农业经济纳入全国市场体系的松散性和不成熟性，仍使结构单一的农业社会缺乏对法律亲近的经济利益的有效刺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中在“统”的乏力的情况下，简单的经济交往行为被准法律准权力的其他因素予以替代调整了。总之，农民缺乏对法律利益的感受，而非所谓的惰性造成。

　　第二，从转型时期的政权政治体制运行角度来看，中国具有数千年的官僚政治的传统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家长式政府依赖型的体制，导致民主的先天不足，近二十年来国家一直在下大力气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然而为提高民主所做的努力被强大的政治异化消解了。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没有民主，而是我们的民主有着重大的困境，那就是政权异化——是指国家在推动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政治与民间利益剥离的过程中被权力传递的中间环节遏制并扭曲了。主要表现为以权压法、部门或地方保护主义、权力与民争利、权力个人化或地方化、权力侵蚀权利、权钱交易等并非少数的现象。政治体制改革的贯彻能力退化，中央政权在通往基层的过程走形变样，欺上瞒下的“土政策”、“领导拍板说了算”、“人情裙带关系”部分地替代了法律。而且法律成了政权的工具，法官成为国家利益的绝对代表，政策指示替代法律，法律甚至有时成为了不法行为的遮羞布。这种政府为自己进行利益调整和改革的过程未能有效实现利益回避，这也就成了政府机构改革进入怪圈的原因。在这种新旧规范和各种权力势力纷纷介入对社会政治经济调整制衡的情况下，终究形成了道德滑坡，法律疲软的“青黄不接”、“礼崩乐坏”的形势和矛盾冲突。值得强调的是被传统理论界认为是“罪魁祸首”的传统礼教对现代人行为的束缚早已烟消云散了，被法律化了的伦理早已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搁浅了。在二零零三年的抗击“非典”的过程中，有力地表明民众缺乏参与意识和协作意识，只能主要依赖政府构建行政化的临时应急体系，法律参与这个过程的深度远远不够。

　　第三，从精神文化意识层面来讲，无论如何，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十分有效果的。在市场经济大潮涌动的新世纪，传统上的国家本位、身份权力本位、义务本位、人治主义、臣民意识、重义轻利、性本善、和为贵等传统价值明显地出现了被扭转替代的趋势，出现了价值多元主义、个人本位、重利轻义、追求世俗化、经济利益本位、达尔文生存主义、性恶论、有条件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等。尤其在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足以左右未来的这一代人身上反叛传统的价值取向已十分明确。本来这些对法治有着极为匹配规格的因素却由于政治、经济和阻却性的文化因素导致扭曲和异化了。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突破瓶颈，甚至滋生了极端个人主义、拜物主义、投机主义等倾向。

　　总之，经济利益主体的不正当竞争取向，民众政治参与极低的政府主导的政治体制加上异化了的法律意识，导致法治在中国的被扭曲、高成本、低效益、形式化的尴尬地位。也同时不断地生成着法律意识领域的阻却性因素。

　　（三）影响后果的系统论分析

　　经过对我国法律意识领域阻却性因素的表现和原因的分析，我们会导出如下直接的危害性后果：

　　（1）对法的公开性的破坏和民主性的削弱：法律知识的欠缺导致法的公开性程度受到限制和社会化水平较低，法律变得神而玄乎。民众法律知识的缺乏和法律情感的低迷消极导致立法缺乏民众的参与，执法缺乏民众的监督，仅是专家意见或执法主体的单向决策的状况是危险的，笔者担心只被少数人掌握的法律知识和不对称的法律信息分布将导致法律话语霸权和知识权力的压迫以及学术权威的恣意。

　　（2）对法的普遍性的破坏和可诉性的削弱：缺乏对法律的科学认识和正确态度，使法律的普遍推行和适用变得困难，法律偏见导致漠视怀疑法律和救济渠道的非法律取向。扭曲的法律思维模式导致法律被排挤和法律资源的闲置和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