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越法用人

　　高俅之任太尉自然是皇帝超越法规，任意用人的结果。在这方面，皇帝以外的上层统治者也是任意而为的。虽然象高俅任其堂兄弟高廉为高唐州知府，蔡京任其子蔡九为江州知府、其婿梁中书为大名府知府之类，还很难断定就是越法用人，但梁中书之突击提拔杨志，则明显是出于私自利益考虑的越法用人。杨志以“斗杀人命罪”被判刑充军，来到河北大名府，是一名服刑罪犯（配军）。但大名府知府梁中书因与杨志是旧相识，不仅不要他服刑，留他做自己的随从，而且突击提拔他担任管军提辖使的军职。[5]

　　二、执法阶层-法与义、权、利相杂

　　古代中国社会的执法阶层是个队伍庞大、结构复杂的阶层。由于政刑不分，行政官员兼任司法工作，而专司执法的人员又大都职卑权小，所以，古代中国社会执法阶层内部的思想观念有很大的复杂性。处在这一阶层的较上层者，由于权利等方面较接近于上层统治者，所以观念也较接近于上层统治者的观念。处于这一阶层的较下层者，由于权利等方面较接近于下层民众，则其观念也较接近于下层民众的观念。并且，由于这一阶层人的结构复杂，思想观念上重义、仗权、贪利等各各不同，所以，表现在法观念方面也有儒法相参、权法混杂和利法结合等等区别。

　　1、 儒法相参：以法护义，为义卖法

　　古代中国从儒法相争到儒法结合，其结果是法律条文和执法形式中都渗透进儒家的义理，在具体的司法过程中则往往强调既遵循法又不违背礼。如，唐代从陈子昂到柳宗元、韩愈，几代人围绕复仇问题作争论，其核心就是礼与法在具体司法行为中的协调问题。② 对此，受儒家道统熏染较深的执法者比较注重在执法中维护儒家道义，往往会以法护义，甚至不惜为义卖法。

　　林冲为高俅所陷，被发付南衙开封府。高俅定要问他个“手执利刃，故入节堂，杀害本官”的死罪。当案孔目孙定不畏强权，依据林冲口供，定为“不合腰悬利刃，误入节堂，脊杖二十，刺配远恶军州”。滕府尹也赞成这样判，并再三向高太尉说明理由。“高俅情知理短，又碍府尹，只得准了。”[6]孙定的这番作为，正是以法护义之举。

　　武松私自为兄报仇，周密谋划，杀死潘金莲和西门庆，押王婆到阳谷县衙门自首。知县“念武松是个义气烈汉”，便与手下吏员商议：“念武松那厮是个有义的汉子，把人们招状，从新做过，改作：‘武松因祭献亡兄武大，有嫂不容祭祀，因而相争。妇人将灵床推倒，救护亡兄神主，与嫂斗殴，一时杀死。次后西门庆因与本妇通奸，前来强护，因而斗殴，互相不伏，扭打至狮子桥边，以至斗杀身死。’”私自复仇，故意杀人，被改写成激情杀人和斗杀人命，死罪改成了流罪。按《宋刑统。断狱律》有关规定，阳谷县知县这一行为明显是“故出人罪”的犯罪行为。对此，其上司东平府尹陈文昭心中很明白。因为陈“是个聪察的官”，而且“已知这件事了”。但他看了阳谷县的申文之后，不仅不加指斥，而且按照阳谷县申文的路子，重新一一审录了口供，还“把这招稿卷宗去改得轻了”，才“申去省院详审议罪”。并且，他又“使个心腹人，赍了一封紧要密书，星夜投京师来替他干办。那刑部有和陈文昭好的，把这件事直禀过了省院官”，终于使本该被判处死刑的武松只被判处“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外”。陈文昭对武松如此用心袒护，只是哀怜他为兄报仇，“是个仗义的烈汉”。[7]

　　中国古代有过任由个人私自复仇杀人的时代，即《曲礼》所谓“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汉代仍允许个人复仇③。三国时期，对于个人复仇作了一定的限制④。北周朝开始全面禁止复仇⑤。此后，个人私自复仇杀人被视为非法成为定制，出于个人复仇的杀人害命一律被视为谋杀。但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为亲友复仇又一直被看作是义举，所以，在民间有不惜以身赴法而为亲友复仇的义士，在执法阶层中，也有处处袒护复仇者从而为义卖法的执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