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学是研究权利与社会公正的学科，因此，对于社会中的社会事实的引用，是不可避免的。

　　法律学与艺术不同的地方在于，法学并不着力于对生活中社会事实的再创造，或使描述的社会事实高于生活。所以，对社会事实的加油添醋，总会被法律人理性所排拒。

　　甚至，法律人必须避免对社会事实的简单描摹，这与其说是法律人必要的生活圆通，不如说是这门学科的特性使然：它必须与人保持对话可能，因而给予别人必要的体面和尊严。将“走资派”批倒批臭，并不是法律人的作派。

　　但是，为了法律制度的进步，也是为了社会的总体利益，法律人也必须去寻找权利与其他社会支配 因素之间的关系，也必须去寻找它们之间失衡的具体社会表现。这就是法学对社会事实“必要的引用”。

　　因此，任何人都不要为此惊诧，与社会事实有关的方面，也不要动辄为此不安，因为要知道法律人所作的，是一种理性的“必要引用”，它是以社会为着眼点，对具体的社会主体，并无攻击的恶意。

　　如果法律人不保持这样的态度，我们的世界，这个可用语言描摹的世界，不是克制表述下的模样。

　　这是因为，法律人这个群落，知道更多的社会消极面。他们研究违法与犯罪，深入各类法律执行机构，对社会公开和隐秘各种活动方式，有深入的了解。 他们如何又能不克制，去复写社会的一切？

　　关键的问题在于，社会也处于转型的特殊时期。它同正态时期不同的地方在于，麻烦越少越好。法律人本着对社会和人民的关怀投鼠忌器，无意通过对社会事实的艺术处理或简单描摹，在社会的平静之中，制造波澜。虽然他们作为一个集体，他们有这样的充足的素材积累，以及有这样的能力：远远高于小报记者的描写能力。

　　法律人既不是社会竞技中的犯规方，也通常不是受害者。他们仅仅是因为自己的选择，走入了法律这样一个人类古老的行业。法律人不关心人类权利，不希望通过社会事实分析去构建权利的合适模式，这就如同医生不关心研究健康的机理，农民不关心耕种。

　　在这种行业状态下，法律学与政治之间，不应因为社会事实的“必要引用”，而产生关联。法律学是权利学，永远不再属于政治的范畴；它的学科独立性，也建立在对社会事实“必要引用”的基本可能基础上。既然要建立法治国家，就必须宽容法律人研究社会的病灶，不应因为法律人对社会事实的“必要引用”，而不必要惊恐，进而对文明的法律人，产生假想性的防卫。

　　法律是文明人的规则，因此从职业的角度看，职业法律人也是不断学习文明的人。对文明人的狐疑，就是对文明的狐疑。我们应当逐渐适应法律人对社会事实的必要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