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迟

　　　　　　　　　　　　　　　　　　　　　　　　　　　　　　　　　　　　　　1985年9月1日

　　先生对我的文章确实“很费了点心思”，在14000字的小说稿上，先生提了比较具体的意见，非常认真细致地从头到尾“用铅笔在天地头给你过了一道”，总共作了57处删改，38处旁共327字，提了比较具体的意见。并十分谦虚地强调：“当然不一定对，只能供你参考”。这句话下边又打了6个圆圈，以表示特别认真和重视。我的小说结尾是个悲剧，先生认为“还是写成一个喜剧好”。接着以非常平易近人的话语写道：“不过你如坚持，我不反对，你是有权利保留你自己的意见的。我能做的就这样一点点。”这是多么无私的“一点点”啊！“这样一点点，”如春雨润物细无声，决定了《国徽》的命运，影响了一个文学青年的一生。我坚信先生的意见是正确的，当然没有理由坚持自己的意见，尽我的理解力。和写作能力，按先生的意见，苦心孤诣修改我的文章，第三次寄给他。但先生就再未提起文章的修改与采用与否之事，他只做不说，从不张扬，甘当人梯。不久，《长江文艺》1986年第2期全文发表了《国徽》，编辑部给我寄来了那期杂志，而先生却没有露面。

　　五

　　反复拜读先生的两次来信，多次细心揣摹先生的删改和旁批，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文学爱好者，德高望重的徐迟先生完全以平等的地位和商量讨论的语气说话，丝毫没有大作家、大名人的架势，丝毫没有居高临下、傲视众生的态度，丝毫没有以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作派，充分体现了徐迟先生对文学青年细致入微的扶植提携和关心爱护。一个从未谋面的小青年的一篇小说稿，受到先生的如此重视和厚爱，在我一生中只碰到过这一次。对我的影响深刻而久远，终身难忘。此生为人为文，当以徐迟先生为楷模，当以先生作品赞颂的人物为楷模，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