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必须重构程序公正价值

　　司法公正包括司法实体公正和司法程序公正。所谓程序，指事情进行的先后次序，而公正是指公平正直，没有偏私。几千年的历史传统及现行传统理论决定了我们长期以来将司法机关视为统治工具，同时滋生了“重实体轻程序，重结果轻过程，重打击轻保护”的司法观念，将程序视为仅仅是工具、手段、形式、手续等，在思想上不予重视。程序工具主义必然繁衍人治思想，最终形成法治的有效建立的障碍。实际上“程序的公正和合理是自由的内在本质。如果有可能的话。人们宁愿选择通过公正的程序实施一项暴厉的实体法，也不愿选择通过不公正的程序实施一项较为宽容的实体法”。⑤ 因此，程序绝非实体的附庸，程序公正其实有其独立的价值。笔者认为，程序公正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保障人权。保障人权已成为时代的主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在当今世界，人权被保护的程度被视为一个国家司法制度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世界人权宣言》宣称：“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我国已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表明了我国政府已认同国际社会保障人权的共识。司法机关为任何权利受侵害的社会主体提供司法保护，体现的是对实体权利的保护。在司法运行过程中，也必然要求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和价值，体现的是对各个诉讼主体程序权利的保护。⑥  公正的司法程序，保障的不仅是守法的公民的人权，同时也保护犯罪的公民的人权，犯罪的公民也是人，法律可以惩罚他，但不可以侮辱他。黑格尔说过，“法的命令是：‘成为一个人，并尊重他人为人’”。⑦ 在司法活动中，只有公正的审判程序可以做到维护和尊重人的尊严。

　　（二）法治精神。法治指依靠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通过强制性的法律来治理国家，还指对人们的行为主要通过一般性的规则加以指引。法治可以让社会有序地运行，使人们对自己或他人的行为有了公开的评价准则。在司法活动中，可以排除人为的肆意和无序，将诉讼活动安排在规则范围之内，因此，败诉者虽对结果不满，但由于程序公正，他将不得不接受对他不利的判决。古希腊法庭在审判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渎神”一案时，苏格拉底在法庭上不仅享有辩护权，还可以与有关证人对质，最后，500名陪审公民通过投票判处其死刑。有人劝苏格拉底逃走，但他认为作为一个公民，应当服从国家法律的判决，最终坦然受死。程序公正实际上就是实体公正的前提条件，公正的审判程序，可以体现法律的尊严，可以使最终的裁决结果得到民众的尊重和认同，从而消除“缠讼”的现象。只有实现程序公正，法律的尊严才能被充分维护，法律秩序才能长久保持，个人的权利才能被全面保护，公民的法制观念才会得到真正提高。中国的法律文化中，最缺乏的就是这种程序公正的传统，这是中国几千年来实行“人治”的结果，也是中国难以实现真正的法治的一个重要文化原因。

　　（三）伸张正义。何谓正义﹖从字面上看，正义一词泛指具有公正性、合理性的观点、行为以至事业、关系、制度等，比如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利益的事业就是正义的事业。相反，犯罪作为社会冲突的一种极端形式，则是对“正义”强有力的抵抗。实质上看，正义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定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正义有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之分，程序公正伸张的就是形式正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所有人平等地执行法律和制度，至少能使服从这种法律和制度的人知道法律对他的要求，从而使他可以保护自己。相反地，如果一个已处于不利地位的人还受到专横待遇，那就成了更大的不正义。⑧（四）反映社会的民主和文明程度。在专制社会，人们的生杀予夺完全操纵于独裁者之手，“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刑事审判中甚至伪托神意断罪，实行所谓神判。很难设想在专制野蛮的社会会有司法程序公正产生。在一个司法程序完全公正的国度里，裁判者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公众昭示其裁判行为不是恣意妄为的产物，社会公众可以最大限度地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司法的最高价值可以淋漓尽致地得到体现。所以，程序公正是人类理性选择的结果，程序正义的产生和发展，反映了人类对司法正义的认识和理解达到了新的境界。对个体利益的承认和尊重是程序正义产生的客观基础，程序正义的内在规定性就是保障个体的利益。程序公正的要求就是尊重和维护人的尊严，在司法活动中，把被“专政”的人当“人”看待，这正是社会民主和文明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