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　韦伯创造性地框架了现代社会学的体系，他不仅仅在诠释社会学研究领域有巨大建树，在经济史学派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韦伯在其短短的五十六年中写出了众多学术专著，韦伯式具有亲合力的语录体系，让我再次感受到韦伯伟大的谦逊。

　　社会经济学（Economic Sociology）与比较社会学在西方社会的兴起，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初，那时西方社会学界传讼着Max Weber（马克思。韦伯）、M.舍勒等响亮的名字。韦伯的几本著作：《学术与政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宗教与世界》、《经济与社会》……相继被翻译成中文，从公允的角度，韦伯对西方世界的认识是深刻的，在短期内是可置信的，然而从方角度，他的分析却是片面或者单薄的。本世纪哈佛大学的R.Bellah著作《德川家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掀开了社会学的新高潮，M.Graivoveffer又开创了新经济社会学（New Economic Sociology）。笔者希望通过写这篇读书报告，唤起同学们对日益高度专业分工化的经济学的兴趣与再认识。当笔者审慎地再一次解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不禁为韦伯思想的渗透力而惊叹。

　　M.Weber通过比较宗教学的研究，达到认识资本主义发展中制度外生因素对相变临界点的催化作用，而从更深的界面切入：宗教观念是社会秩序和制度构成的动力因素（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Weber与W.Sombart之间以及黄仁宇、布罗代尔、伯尔曼之间的最大差异：关于理性与非理性的认识观，伦理的价值判断体系不同。）

　　M.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文中对基督教与天主教对上帝“天职观”的认识差异分析中，对于天主教“出世修行”实现解除原罪而基督教的“入世修行”通过“上帝无处不在的眼睛”以及“上 帝的选民”对新教派的生产性积累达到相变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既然刚从天主教“禁欲主义”中释放出对世俗物质的欲望以及个人以货币度量的界定和自私行为（self—interested behavior）理性又该如何面对葛朗台之流的节俭呢？支撑资本主义精神的理性之后的非理性是什么？我们必须真正认识“上帝”，经常人们会听到域外归来朋友畅谈感受时对 “美国的力量在于教堂”的疑惑。我们或许可以从美国联邦宪法与州立法中周期性的冲突中窥之一斑，或许还记得当年尼采“上帝死了”对西方社会客体心灵或精神的震憾力。于现代性、后现代性思潮中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奥地利三剑客”的文论，何为上帝？《旧约》、《新约》、《犹太圣经》中对于上帝诠释各异，然而人们仍然无法否认：为了把人对于世界的认识从混沌的有序；为了给人以及给人所居处以及人所相关的世界定义和赋予价值意，把泛神为一神……（桑其拉《是人不是人又是人》、《读书》1995年Noll）信仰上帝的新教派、基督教徒的行为动机、终极目标昭然而示。

　　科尔凯戈尔曾言：你信仰什么，你就该生活什么，信仰作为个体精神世界的基石对中世纪乃至当年社会个体人产生巨大的“聚变作用”。当代经济学与管理学中，对于人的本性有着大相径庭的假设，“X理论”“Y理论”“超X理论”……无非是想通过先验式的假设，设计一套激励兼容的制度。对于“自我增长”理想状态的推论，往往忽略了成本高昂的因素。如何一方面实现 “帕累托式”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实现低成本的监督。如果从信仰角度切入主题， “基督教”为考察主体，虽然教徒与神甫之间等级差异，却可以通过购买赎罪券或通过非生产性的行贿行为实现升入天堂的目的，但是不容置疑：教徒先验认为自己与其他个体之间在上帝面前是人人平等的，如何成为 “上帝的选民”（chosen person）只有通过自身努力实现终点的差异。评价的标准多元化：金钱、地位、权力……最终得到上帝青睐。制度主义先驱John.R.Commons关于平等主体之间交易的市场经济思想如出一辙。当然新教徒无力回避“上帝的眼睛”以及“上帝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触角。于是他们对于死后入天堂或地狱不同的命运的恐惧与惊粟，内化为对于事业的执着的追求与忘我的工作，现代经济学界困惑不解的“内部人控制”、“市场败德行为”在信仰面前显得格外苍白。R.Coase所希望出现的“零交易成本”的世界是否有存在的可能性。当然，在“终极关怀”上教徒们唯一的期望：上帝在生命延续的十字路口打开一窗通往天堂之门，现在看来也许是可笑的但是信仰而言，劳动的自觉如何存在于宗教信仰的世界？共产主义者孜孜不倦追求的无非是劳动的自觉与按需的分配吗？也许我们曾经鄙夷过葛朗台、阿巴贡之类的贪婪与节俭，但是这些行为的身后就是：资本主义理性背后的非理性，这就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的核心思想，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有信仰的企业家不断创新的精神支柱。我不禁感叹信仰的伟力以及自我信仰的再认识，于是我忧心重重得将视野投向现实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