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公民法律素质提高是应对入世的客观需要。

　　加入世贸组织充分展示了党和国家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主动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积极姿态。WTO规则作为一部庞大的“法典”，涉及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应对入世，信守入世承诺，我们要清理、修订和完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加快专门人才培养，加强政府部门内协调配合，有步骤地扩大服务业市场开放，深入开展多、双边经贸合作等。这一系列相应措施，无一不与各级领导干部以及其他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乃至全民族法律素质的提高息息相关。例如，今后新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都要符合WTO规则，这就要求人大、政府相关人员熟悉WTO各项规则，领会和吃透精神。又例如，入世后要求增加立法透明度，要充分征求各方面特别是管理相对人的意见。若管理相对人对WTO规则和有关法律知识漠然不知，怎么能谈得上民主参与呢？

　　（五）法律素质已初步形成了独立的体系。

　　公民综合素质中法律素质能否“三分天下有其一”，尚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误区之一，“法律素质只是思想道德素质的一部分。”江泽民同志和党中央多次指出，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既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又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从逻辑上看，道德和法律不是包含关系，而是并列关系。所以，把法律素质纳入思想道德素质之中是不妥当的，由此推论，把法制教育纳入道德教育也是有失偏颇的。误区之二，“法律素质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尽管法律素质的提法出现的时间并不长，也还可以斟酌。但是，有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江泽民关于民主法制建设论述为理论指导，有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明确要求，有400多部法律、800多件行政法规以及数以万计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为基本内容，有全国30个省（市、区）、95%的市（地、州）、87%的县（区）、75%的基层单位都已开展了依法治理活动为实践舞台，提高公民法律素质已可谓：目标清晰、任务明确、内容丰富、要求实在。误区之三，“法律素质的提高缺乏可操作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着法治进程，从刑法、刑诉法的宣传教育，到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宣传教育，到对1982年宪法的宣传教育，无一不是对公民法律素质的启蒙。全民普法持续16年，更是提高公民法律素质的浓墨重彩。如今，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始终起着率先垂范的作用；对法官、检察官、律师等职业法律工作者都提出了必须有法律专业大专乃至本科学历的要求；对公务员则要求全面进行依法行政的培训；学校的法制教育也正朝着计划、师资、教材、课时“四落实”的方向推进，等等。这些，都为全面提高公民法律素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证明公民必须具备法律素质。上述误区的存在也是可以理解的。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8页）而社会主义法治真正推进的历史也只是20多年。对干部的要求是“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对学生的要求是“德、智、体”（把身体素质与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并列在一起是很可以再研究的）的全面发展……这些传统的提法束缚着人们前瞻性思维的创新。

　　二、提高公民法律素质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基本途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全民普法开展以来，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蓬勃发展，公民法律素质也不断提高。公民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明显增强，学法、用法、守法、护法的观念和习惯逐步养成；各级领导干部通过学习法律知识，提高法制观念，促进了领导方式、工作方式的转变；司法和执法人员的专业素质不断提高，促进了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青少年法律素质的养成不断取得成果；经营管理人员法制观念逐步增强，依法经营管理已成为共识。但是，不能不看到，公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及公务员的法律素质与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要求仍有很大的差距，一些地方和部门乃至领导干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以及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等现象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群众的学法积极性，等等。这些问题如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必然会影响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建设进程。提高公民法律素质是一项长期而紧迫的任务。面对新形势，必须抓住有利时机，积极探索规律，采取有效措施，努力使公民法律素质一个新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