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3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颁布实施的《关于加强支付管理，保障银行和客户资金安全的通知》，再次强调商业银行应加强对支付资金的合法性和真实性的审查监督，通知再次要求商业银行在办理商业汇票承兑时要认真审查票据签发人与收款人是否签有经济合同，办理贴现时要认真审查贴现申请人与汇票签发人或其前手之间是否签有经济合同和有无交易的增值税发票和发运单据，并将增值税发票和发运单据复印留存⑽。

　　与中国人民银行的上述规定相对应，中国人民银行的各地分支行在对商业银行进行金融监管，一直重视对商业银行开展票据业务是否坚持贸易的真实背景的监管，并对“违规”商业银行进行行政处罚。

　　（三）票据司法解释

　　鉴于《票据法》对票据无因性的规定模糊不清，存在争论和分歧，长期以来，实践中在发生纠纷时，受现实利益的驱动，一方当事人往往主张票据具有无因性，另一方当事人则常常主张票据的有因性，司法机关在此问题上的立场摇摆不定，经常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不断出现基于原因关系否定票据有效性的裁决。

　　2000年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该司法解释第14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10条，第21条的规定为由，对业已背书转让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在票据的无因性问地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仍未明确确立票据的无因性原则。

　　然而遗憾的是，上述司法解释生效后，法院在上述司法解释的适用上依然比较混乱，少数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仍将票据关系和原因关系混为一谈，置有关规定于不顾违法基于原因关系冻结票据款项，甚至做出以原因关系否定票据关系的裁决，严重影响了票据的流通，阻碍了商业银行票据业务的发展。

　　三、我国现行票据立法（尤其使票据行政规章）存在的问题

　　孤立地根据《票据法》条文判断我国是否确立无因性原则难免有失片面。综合考虑我国票据立法（含法律、行政规章、司法解释等，下同），笔者认为，我国票据立法并未明确确立无因性原则，尤其是中国人民银行的票据行政规章更是与票据无因性的精神背道而驰。我国票据业务实践中更是严格坚持票据的有因性。在无因性问题上，我国票据立法在理论上是欠科学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

　　1、影响了票据的流通。根据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原则，通常情况下，票据原因关系与票据关系是分离的，票据债务人不得以没有原因关系或原因关系无效为理由对抗善意持票人。但我国票据立法把票据原因关系扩大到整个票据行为领域中，其结果是各票据行为原因关系“捆绑”起来，失去了其独立性。当事人在签发、转让票据时就必须考虑其前手之间的基础关系，后手必须要求其前手对这些关系负举证责任，否则便不敢接受这种票据的。而在数个票据背书中，这种关系就显得尤为复杂，付款人所负注意义务更大，这样票据的流通功能就大大减弱，从根本上违反了票据立法的目的。

　　2、与各国公认的票据法理相背道而驰。各国公认的票据法理论认为，票据权利的产生、取得和转让而形成的票据债权与票据债务关系，必须与票据基础关系互相独立，形成两类不同的、互相分离的法律关系，它们应分别由不同的法律部门调整形成，即作为票据基础关系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由票据法以外的其他法律来规范和调整；而形成票据权利和转让票据权利等等票据行为由独立的票据法来规范和调整。作为基础关系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不应影响独立存在的票据关系的效力（直接当事人除外）。民法上的债权债务以基础关系的存在为前提，而票据法上则强调票据关系与基础关系的分离，不受基础关系制约。我国票据行政规章的规定是与上述各国公认的票据法理相背道而驰的。

　　3、影响了我国整个票据法体系的科学性。如上所述，票据的无因性，是票据理论的基础，并与其他票据理论一起共同构筑了完善的票据理论体系。而无因性的缺失无疑使我国整个票据法体系的科学性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