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 确立宪政平衡论的意义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宪政平衡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在处理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宪政平衡论将价值命题与事实命题加以区分，对宪政的分析、研究立足于客观事实。如果说古代平衡政体论是一种理想政体的观念表达，那么宪政平衡论则是对宪政实然状态的直观叙说。宪政本身是一定价值观念的结果，然而，已经建立的成熟宪政，则未必一定反映某一预设的价值。林来梵博士最近提出了规范宪法学的概念，认为“作为一种价值载体，宪法规范本身可具有价值中立的特性，因为它并不排除任何一种特定的价值，就好象单纯的容器”〔36〕（6页）。笔者认为，宪政也应具有价值中立的特性，因此，不同的宪政制度可以包含不同的价值。唯其如此，我们才能理解，虽然宪政具有某种程度的普适性价值，但当今世界也存在着两种性质迥异、价值取向完全不同的宪政制度（即资本主义的宪政和社会主义的宪政）；我们也才能理解，即使性质相同的宪政制度之间也可能存在着冲突的价值内涵。事实与价值的分离是相对的，宪政并不排斥价值，相反，任何国家的宪政制度都是具体的，都体现了特定的价值。不体现一定价值、“单纯的容器”式的宪政并不存在。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思维进程，我们完全可以将宪政制度中的价值内涵剥离出来。宪政平衡论使我们有可能对宪政作纯工具性、技术性的思考，并有可能绕过价值观念乃至意识形态，为我们借鉴国外先进宪政技术或宪政经验提供理论支援，使我们在借鉴西方先进宪政技术、宪政经验时，就像我们时下借鉴西方先进企业管理经验、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一样，为人们所普遍认同。我国传统的宪政理论未对事实与价值进行区分，且以价值为核心，特别强调不同性质的宪政制度之间价值的差异，在实践中也特别强调体现不同价值的具体宪政制度之间的对立，我国对西方国家一些行之有效的宪政经验、宪政技术的长期排拒便是明证。宪政平衡论立足于对宪政制度进行客观的事实描述，或许有望改变我国宪法学研究的路径—以阶级斗争、革命为核心范畴的传统宪法学转变为以权利、权力为核心范畴的现代宪法学，并使我们的宪政建设从侧重价值阐释转变为侧重技术完善和经验积累。

　　其次，宪政的平衡性意味着各宪政主体的共存性，各宪政主体共存的依据是经一定程序获得多数同意、公开、有效的宪法，又被称为“社会契约”，因此，宪政平衡论包含着契约精神。利益彼此冲突的各宪政主体，要实现共存，就须彼此在合法范围内进行斗争、协商、妥协，最后形成大家共同接受的方案，这实际上就是一份政治契约。正如一位学者说的，“就宪政的产生、根本任务及其手段和方法来看，其特征就在于它的契约性”〔38〕（138页）。宪政据此也被理解为契约宪政，因为宪政是“把普通契约论的基本原理和规则推及社会政治生活领域，从而为民主政治的制度化、法治化找到了一条有效的途径”〔38〕（138页）。因此，革命和阶级斗争不应当是宪政的常规内容，它们与宪政制度的联系在于：一国宪政制度的建立一般说来都是该国发生的某种程度的革命的结果，质言之，革命乃宪政建立的前提，但仅此而已；已经建立的宪政制度是要尽力避免革命的，作为平衡机制的宪政不断平衡各种力量，其根本目的也是要避免平衡的打破、避免革命。宪政的运行是“一种以社会为基础的不断演进，而不是激进的政治革命的建构”〔20〕。宪政并不排斥阶级斗争，但阶级斗争只能限定在宪政制度之内。一部宪法的制定、一种宪政制度的建立，都是各阶级斗争、妥协的结果，是各阶级力量暂时平衡或达成新契约的标志。宪政意味着双赢关系的确立，而排斥那种一方全胜式的结果。因此，宪政平衡论力图使利益冲突的各宪政主体依彼此同意的规则竞争、协商、博奕从而实现彼此利益的协调与平衡。宪政状态下的阶级斗争实际上融入了这种竞争、协商、博奕之中。宪政平衡论崇尚契约精神，拒斥经常的、急风暴雨的、推倒重来式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