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在司法中面临两难的困境，即使作为一个好法官，他也要在法律的期待与百姓的期待中找到一种平衡，而判决如果按程序走往往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这是个困境。

　　纵观我国司法传统，除了前述司法的行政化严重外，司法的大众化也是一个流传的习惯。在古代，法律的执行(仅作公权力介入的法律执行而言，不包括私人领域)是广场化的执行方式，“斩首示众”是古代刑罚常用的行刑方式，除了威慑潜在犯罪外，也用来迎合百姓，所谓“为民除害”，事实上中国在“看得见的正义伸张”[10] 这个工作上，古代很早就在做了，而且是一种“广场化”的伸张。毛泽东时代就沿袭司法大众化的这一制度惯性，贪污10万元的马青山是怎样被判决死刑的，当时人民群众是一脸茫然，排山倒海的来看公审现场;在文革事件中，游街示众、批斗大会更有甚成为情绪的表达工具，司法司的不再是法律，司的是人民意志、群众的呼声。自由离席，法治缺席，民主便成为新的暴政。在文革中司法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到前两年，山西假酒案也是一个轰动全国一时的事件，媒体一经报道假酒害死了人，举国愤怒，法官怎样判决?这种情况，法官不判死刑也不行了，否则他对不起全国人民。这个时候法官就不再是一个司法者，而是人民表达愤怒的执行工具。需要指出，中国司法改革的方向在逐步扭转这种不利局面，司法从广场化走向剧场化，法官角色也从大众化走向精英化――专业知识，理性人格，法律至上精神的过渡。[11]但如何防止媒体带领民意介入司法领域，仍然是一个应该引起足够注意的问题。

　　民意如何入法，这是一个问题。法律正义一方面要体现民情，而又不为民情所左右，这也是一个两难困境。从立法和司法两方面来说：立法上，功利法学家们主张，法律只不过是一种习惯。道德作为社会里一种好的习惯，当然会顺理成章的加入到法律中来，这样道德被强制化了，所谓的民意即代表大家一致利益的意志，被固定在法律文本里。民法里的那个“公序良俗”原则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民法对“公序良俗”的解释是“社会的公正秩序和善良风俗”，我们知道了道德判断本身不是根据逻辑得来的，具有强烈的任意性和专断性，把一个道德原则放置在法律中，并冠之以法律原则拿来作判决依据，是不是在施行法治值得质疑。西汉初年，刘邦约法三章，试图用几个简单的原则来规制社会的违法现象，结果怎么样?道德原则反而成了杀人的工具(凭“杀人者死”这四个字是不是就可以剥夺一个人的生命，不管这人是不是个恶人)，除此以外还有更坏的后果，这样的法律同样也造成百姓的一种虚伪人格――如果你不按这个道德行事，那么你就是违法的。在司法上，一个判决应当体现公众利益，法官应该去探寻这种公益，但是道德并不必然会代表公益，因为道德具有不确定性，显然引德入法是危险的，因为法官借此就会以法律的名义推行他个人或少数人的道德观，强加于他人和社会，导致法官的专制。于是就出现四川泸州法院这样的判决。可见，如果引德入法如果没有一个道德的限度(即区别道德的基本需求和崇高需求)，法律的道德化就往往会成为对法律本身的损害。斯大林同志有一句名言：勾股定理要是违背了人民的意志，那也就成了歪理邪说。民意在干涉法律的途中经常会以道德的面目出现，这种非理性的模糊的道德为摧毁法律正义秩序打开方便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