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损害责任是指国际法主体从事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而给他国造成损害性后果所承担的赔偿责任。根据国际法委员会《国际法未加禁止行为引起有害后果之国际责任条款草案》第一条之规定：“本款适用于：a，国际法未加禁止的含有通过其物质后果引起重大跨界损害活动和b，国际法未加禁止的不含有(a)所指之风险，但仍引起该损害活动的其他活动。” [3]由此，从事此类活动前提本身并没有违反国际法或是存在不法性，这便很难说其行为主体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过错。单纯从事这类活动非但不加禁止，甚至是国家加以鼓励的行为，而只有当国家从事此类活动发生域外损害的事实时，才产生责任。由此观之，行为的不法性很难成为损害责任之法理基础。

　　二、损害责任制度的法理基础分析

　　损害责任制度的法理基础是什么?这是国际法学界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核心问题。有些学者主张损害责任的法理基础是违反国际义务，有些学者则认为应以严格损害责任原则作为其法理基础。

　　目前在这几种较有影响的解释当中，“严格责任原则”一说似乎更占些优势，而且已经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但笔者认为，这些原则虽然不无道理，但把这些作为责任承担的法理基础的做法却实不敢苟同。从一般逻辑分析，我们从法理基础入手，继而确立责任，然后才探讨怎样承担责任的问题。比如，在传统国家责任中，其法理基础是行为的不法性，因而确立了以过错为判断标准的国家责任，然后才分析出基于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来承担此项责任。但把严格责任原则作为一项责任承担的法理基础的说法在逻辑上就存在为问题。假使，在损害责任制度中，严格责任原则当然的成为其法理基础，其之后的逻辑中就会出现循环论证的错误。究竟是因为其前提是严格责任原则的法理基础，才导致国家承担以严格责任为归责原则的法律责任，还是因为想要使国家承担严格赔偿责任，才有意把这一后果提前作为责任承担的法理基础加以规定的?这样的说法似乎很难令人信服，以结果作为前提的论证也有欠科学。

　　因而对于损害责任的法理基础，我们应进行更深一层次的探讨。王铁崖教授的一番评述似乎能给我们一些启发，“在赔偿问题上，对责任基础始终不能达成共识，其分歧的要点是：责任是因行为而产生，还是因后果产生。如以其行为作为基础，则必须证明行为国的行为有过失，它才对损害的后果承担赔偿责任;如以后果为基础，则行为国承担严格赔偿责任……”[4]即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责任的法理基础的争论都仅限于责任产生于行为亦或是结果的领域，而对责任承担另一相对独立但却至关重要的因素——主体的特殊性，却很少有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