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主要分析了国际法主体处于某种事实状态可以作为损害责任的法理基础。但笔者同时认为，作为一项责任制度的法理基础，无论是学者所主张的违反国际义务还是笔者所述之主体所处之特殊事实状态，都无法单独解释和处理当今不断出现的损害事件及其赔偿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对这些法理基础加以综合分析，为责任的承担做好充分的前提准备。在此，笔者认为应从违反国际义务，主体所处之特殊事实状态以及损害事实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把握损害责任制度的法理基础，并根据法理基础的不同，确立责任承担的不同归责原则。

　　1.违反国际义务的损害责任法理基础以及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

　　从法理上看，责任是行为人违反一定义务而必须承担的法律后果。国际责任是以国际义务的存在为前提的，无义务则一般无责任。因此责任往往又被称为“第二性义务。”义务与权利相对应，权利的实现即义务的履行，责任的存在不仅督促了义务的履行，同时保证了权利人权利的实现。任何主权国家都享有在其领土主权范围内从事各种活动的权利的自由，但这种权利的行使并不是无限的，而是要“服从于预防重大跨界损害的风险或是将其减至最小程度的义务，以及对其他相邻国家负有的任何特定义务。”[7]因此，任何国家在行使其自身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不损害他国利益的消极义务。当国家违反了这一义务并对他国造成损害性后果时，则应该承担损害责任，使受害国的利益得以保护。

　　在国家责任领域，国际义务大多是建立在国际条约的基础上，以多边或双边条约等形式出现。但损害责任制度中，并不存在对应义务。或言之，损害责任对应的义务有别于国际不法行为的直接的积极义务，损害责任的义务是消极的派生义务。也正是因为如此，仅存在对此类义务的违反，而未造成损害的情况下，相应国家无权要求行为国承担损害责任。

　　根据相关国际立法，具体来说，此类义务主要包括：1.承担国际合作之义务;2.采取必要预防措施之义务;3.预先通知之义务;4.“权力不得滥用”义务，抑或称之为遵循“使用自己财产不得妨碍别人财产”的古老法谚的义务。

　　在具体归责上，笔者认为，即使违反的是上述消极的派生的义务，也足以证明该国际法主体在行为时主观上存在着某种过失，或者是过于自信或者是疏忽大意导致了损害结果的发生或损害结果的扩大。因而，在此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归责。那么在行为主体违反消极义务但并未造成损害时是否也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要求行为国承担责任呢?笔者认为，违反消极义务和违反积极义务虽都可推定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错，但这两种行为和过错却存在本质的不同。直接违反积极义务的行为本身具有不法性，违反消极义务的行为却是国际法上不加禁止的，本身并不具有不法性，只有当越境损害结果发生时，国家才承担责任。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只有主体主观上具有过错才能归责于它，而并非只要存在主观上的过错，就可归责于该行为主体。过错因素是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进行归责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