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看到AD协定关于利害关系方的规定包含了“出口国（地区）政府”，并规定“这是利害关系方的最低范围”，如果按照我国的加入《议定书》，实践中应该履行国际条约义务，允许出口国（地区）政府有原告的资格，但笔者认为AD协定本身也有缺陷，（参阅王传丽，白艳：《从美日轧钢反倾销分析〈WTO反倾销协定〉之缺陷》，载《国际法学》2003年第4期。）此处不赋予其原告资格为宜，一方面出口国政府与反倾销主管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另一方面，由于出口国（地区）政府直接参加诉讼将导致案件审理复杂化，甚至还可能引发国际争端。（参见陈玉祥：《我国反倾销诉讼程序制度研究》，载《政法论坛》2004年第1期，转引自韩德培：《国际私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其次，关于反倾销行政案件的被告，《反倾销规定》第3条规定：“反倾销行政案件的被告，应当是作出相应被诉反倾销行政行为的国务院主管部门。” 例如，按照现行国家部委设置，对倾销和倾销幅度的终裁决定提起的诉讼，由作出裁决的商务部公平贸易局为被告；对损害及损害程度的终裁决定提起的诉讼，由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为被告。

　　再次，从《反倾销条例》的规定看，国务院主管部门作出反倾销行政行为时往往涉及其他有利害关系的部门，据此，《反倾销规定》第4条反倾销行政案件第三人规定如下：“与被诉反倾销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其他国务院主管部门，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五、反倾销行政案件的司法审查标准

　　反倾销案件中的司法审查标准是指法院对被诉反倾销行政行为的审查范围和程度。

　　（一）审查范围

　　西方国家对反倾销司法审查是采取事实审还是法律审有两种不同的做法，欧洲国家基本上采取法律审，而美国加拿大等国通常采取事实和法律同审。我国在反倾销行政案件中是采取法律审还是事实与法律同审呢？应该认为我国采取了全面审查标准，即事实与法律同审的标准。

　　从理论上说，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4条、第5条、第54条的规定（《行政诉讼法》第4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第5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第54条规定：“人民法院…分别作出以下判决：（一）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判决维持；（二）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判决撤消或者部分撤消…1、主要证据不足的；2、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不仅要审查法律适用，也要审查事实。在这个问题上《反倾销条例》并未作出不同的规定，况且即便作不同的规定，也不具有对抗行政诉讼法的效力。（陈良刚：《试析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几个基本问题》，载《法律适用》2003年第8期。）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对该问题也作了明确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表明：”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及其他有关反倾销的法律、行政法规，参照国务院部门规章，对被诉反倾销行政行为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进行合法性审查。“《反倾销规定》第6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应当依据行政诉讼法，并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从以下方面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1）主要证据是否确实充分；（2）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3）是否违反法定程序；（4）是否超越职权；（5）是否滥用职权；（6）行政处罚是否显失公平；（7）是否不履行或拖延履行法定职责。“

　　（二）审查程度

　　人民法院对反倾销行政主管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案审查，从内部上说，是为了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合法利益，确保反倾销措施的公正合理实施；从外部来讲，是为了我国作为WTO缔约国，减少或避免因利害关系人不服反倾销行政主管机关或受案人民法院的裁决，寻求争端解决机制审查可能遭受的法律风险。（陈玉祥：《我国反倾销诉讼程序制度研究》，载《政法论坛》2004年第1期，转引自［美］Thomas Weishing HUANG.“The Gathering Storn of Antidumping Enforcement in China”。Journal of Word Trade，2002（2）。）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人民法院在对事实和法律进行审查时与AD协定的要求和精神相一致将是明智的和妥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