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版权争议和专用技术争议，一般是可以仲裁的，这也是各国一致接受的做法。在美国，虽然国会对于能否通过仲裁方式解决版权争议未作立法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已经确认了版权侵权索赔和版权有效性的可仲裁性。

　　以上立法和实践表明，尽管各国在具体立法和做法方面尚不一致，但将知识产权争议纳入仲裁范围已逐步成为一种趋势，不能仲裁只是一种例外。因此，在裁决撤销阶段，法院对于有关知识产权争议的可仲裁性问题，除了要根据本国法律对其进行审查外，还应考虑到知识产权争议可仲裁性在世界上的发展趋势，而不能轻易地撤销有关知识产权争议的裁决。

　　2.在反托拉斯领域，反托拉斯问题不能提交仲裁是一条传统的固定规则。

　　许多国家将反托拉斯争议划归法院专属管辖，否认其仲裁性。这主要是因为，反托拉斯问题不仅涉及到当事人的利益，还关系到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护，与国家、社会公众的利益息息相关，交由法院处理更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1968年，美国联邦第二巡回法院在American Safety Equipment Corp. v. J. P. Maguire & Co.案中的判决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立场。在该案中，法院否定了反托拉斯争议的可仲裁性，从而确立了“美国安全”规则（American Safety Rule）。

　　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限制在一些国家已有很大的松动。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85年“三菱汽车公司诉索勒尔。克莱斯勒—普利劳斯公司”（Mitsubishi Motors Corp. v. Soler Chrysler—Plymonth Inc.）案中，推翻了统治美国近二十年的“美国安全”规则，从而肯定了在国际贸易领域反托拉斯问题争议的可仲裁性，“放弃了传统的司法敌意”。在德国，反托拉斯争议的可仲裁性问题已有了明确的规定。在意大利和法国，反托拉斯争议也可以通过仲裁方式解决。

　　但是，这些国家的立法和实践在允许通过仲裁方式解决反托拉斯争议的同时，对之也作了一定的限制。例如，德国《反托拉斯法》第91条规定，仲裁协议如涉及到德国反托拉斯法的合同所产生的未来争议是无效的，除非双方当事人均将争议提交州法院审查，否则不能提交仲裁。美国最高法院在Mitsubishi案中明确表明，鉴于反托拉斯问题的重要性，虽然允许将反托拉斯争议提交仲裁，但在裁决执行和撤销阶段，美国法院仍保留了对裁决进行审查的权力，以确保美国实施反托拉斯法之利益。

　　因此，一方面，有关反托拉斯争议的可仲裁性有逐渐放宽限制的趋向，另一方面，有关反托拉斯争议的裁决将面临着裁决作出地国和裁决执行地国法院的严格审查。在撤销裁决阶段，如果裁决作出地国法院根据本国法律规定认为裁决中的反托拉斯争议是不能用仲裁方式解决的，那么该法院就可以撤销该有关反托拉斯争议的裁决。

　　3.关于证券争议能否提交仲裁解决，各国的规定不一致。

　　有些国家规定，证券争议可以通过仲裁方式解决，如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有些国家对证券交易引发的争议加以区分，对于涉及证券交易的合同争议，允许提交仲裁，对于不属于合同争议的证券争议，则不可仲裁。例如，在奥地利，关于汇票（bill of exchange）争议不可仲裁，但关于合同本身的争议是可以仲裁的；有些国家对有关证券交易争议的仲裁问题作了严格限制。例如，在德国进行证券交易，只有经登记为商人（Vollkaufman）的客户或者德国以外的公司或者商人，才能将证券争议提交仲裁；

　　有些国家原先不允许将证券争议提交仲裁，但随着证券业和仲裁业的发展，逐步放宽了这方面的限制，最具典型的当推美国。美国于1933年和1934年相继制定的《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均规定，证券争议应由法院解决。1953年，在“威尔科诉斯旺”（Wilko v. Swan）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指出，鉴于证券交易商与购买者地位不平等，仲裁不足以给证券投资者提供充足的保护，从而否定了证券争议的可仲裁性。1974年，在“谢尔克诉阿尔贝托—卡尔佛公司”（Scherk v. Alberto-Culver Co.）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区别了国际证券争议和国内证券争议，确认了国际领域的证券争议可通过仲裁解决。到了1989年，在Kodriguez de Quijas v. Shearson / American Express Co.案中，美国最高法院直接推翻了Wilko案确立的原则。法院认为，国会制定的《联邦仲裁法》旨在明确支持仲裁协议，同时批评Wilko案弥漫着“旧时的对仲裁的司法敌视气氛”，与现今积极支持仲裁的政策不合拍。到此，在美国，无论是国际证券争议还是国内证券争议，基本上都可以通过仲裁方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