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来，“全球化”日益成为世界范围内政治理论关注的焦点，也成为国内理论界 讨论的热门话题。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世界范围的交 往和普遍联系的加强，从而推动了全球化的出现。全球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 ，其中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进程最基本的动因和最明显的表现。经济全球化主要是指生 产要素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以及国际经济联系变量迅速变化而导致 的一国市场同国际市场的融合并最终朝着无国界方向转变的一种过程和现实。它是当今 世界发展的客观进程，是在现代高科技条件下经济社会化和国际化的历史新阶段。经济 的跨国发展和国际化可以追溯到一个世纪或更久以前。经济全球化则始于第二次世界大 战以后：发达国家之间贸易往来和相互投资获得巨大发展，各种国际经济机制开始形成 ，跨国公司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大批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经济体系。各国经济 互相渗透、互相依存，趋于一体。到20世纪80年代，经济全球化的雏形已经显露。进入 9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出现历史性变化，经济全球化呈加速发展之势。到今天 ，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强劲的时代潮流。

　　经济全球化是把“双刃剑”：它既加快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又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了贫 富差距，全球化给富国带来的好处超过了穷国，而生活在绝对贫困（甚至是饥饿）状态下 的人数明显增加。据统计，从1960年到1990年，最富国家（占全球20%）在世界财富中所 占的份额从70.2%上升到82.8%；而最穷国家（占全球20%）在世界财富中所占的比重则从2 .3%降至1.3%.（注：李强：“全球化、主权国家与世界政治秩序”，《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二期。）原因一是80年代，大量资金从穷国流入富国，被用于支付70年代石油 价格上涨带来的银行债务利息；二是富国对全球化作出了民族主义的反应，它们在市场 上排斥穷国的产品。西方经济学家经常劝说穷国放弃其经济保护和限制措施，使经济转 变成自由市场经济。但穷国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后立即发现，由富国经营控制的全球市场 根本没有自由可言。（注：乔治？洛奇：《全球化的管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 ，第33页。）因此，“全球化看起来确实像一个伟大的平均主义者，然而这是一个轻率 而且危险的错误。”（注：乌？贝尔、哈马贝斯：《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 000年版，第215页。）

　　无论我们从何种意义上去理解，全球化都包含着削弱国家主权和国家结构的含义。事实上，西方和一些超国家的组织正是打着人权和自由贸易的旗号，经常干涉其他国家的 “内部事务”。结果是，“人们用‘全球社区’的标签替换了‘西方’的标签，……西 方世界经济强国从‘世界共同利益’中获得了新的权力资源：全球市民社会的议题为正 在全球活动的西方进行经济和军事干预提供意识形态工具。”（注：乌？贝尔、哈马贝斯：《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44页。）

　　在此，我们不禁要怀疑：在全球化进程中，是否人人都会像罗素那样要求人类“以自 身的相爱来寻求对自然悲剧的解脱，每个人都应使生活流溢出爱的光辉，在行进的途中 把所有的同伴都看成是同一悲剧的演员、置身于同一黑暗里的难友，以自身的光亮、慈 悲慰籍他人之心灵，减轻他人之痛苦，鼓励他人之勇气”；是否人人都会像罗素那样具 有一生为之奋斗的价值理想：在一个违反人类价值的世界里，为人类创造出一个由知识 所指导、充满爱和希望的世界。现实却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残酷，远胜于人与自 然的矛盾”（注：[英]伯特兰？罗素：《权威与个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第2页。）。这使得“人们迄今为止运用他们的知识创造出这样一个世界：只有少数人 才能享受，而大多数人却过着比野生动物还悲惨得多的生活”（注：伯特兰？罗素：《 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9页。）。究其原 因，“在以往的全部历史中，权力一直被用于给强者带来穷奢极欲的享受，而给弱者留 下劳苦辛酸的折磨”（注：伯特兰？罗素：《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