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日商第294条之2第4款。

　　[12] 日商第280条之11第2款。

　　[13] 赵姗黎：《中日公司法上股东诉讼制度比较研究》，载李黎明主编《中日企业法律制度比较》，251页，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14] 日商第267条第1款。

　　[15] 日商第275条之4.

　　[16] 日商第267条第2款、第3款。

　　[17] 日商第268条第1款。

　　[18] 日商第268条第3款。

　　[19] 日商 第267条第5，6款。

　　[20] 日商第268条之2第2款。

　　[21] 日商第268条之2第2款。

　　[22] 日商第268条第2款、第3款。

　　[23] 第268条之3第1款、第2款。

　　[24] 参见江伟、贾长存《论集团诉讼（上）》，载《中国法学》，1988（6）。

　　[25] 派生诉讼最终不论和解还是法院审结，被诉的董事或其他人员一般都会被罢免。补偿不是但指个别鼓动在金钱上得到赔偿，也指股东能纠正公司结构上的错漏和改变公司的政策。

　　[26] 法院一般认为派生诉讼能阻止管理阶层的不法行为。这里的阻吓不单是从对董事的罚款赔偿，也在于阻吓董事或其委托人尝试谋取个人利益。

　　[27] 参见柴发邦主编《体制改革与完善诉讼制度》，259页，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

　　[28] 参见沈达明《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下）》，161页，北京，中信出版社，1991。

　　[29] 参见罗培新《股东派生诉讼若干问题探讨》，载《学术交流》，1999（3）。

　　[30]参见王文杰《国有企业公司化改制之法律分析》，第147页注（1），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31] 参见王文杰《国有企业公司化改制之法律分析》，149—150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32] 参见赵姗黎《中日公司法上股东诉讼制度比较研究》，载李黎明主编《中日企业法律制度比较》，258页，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33] 指新股发行的内容或程序存有瑕疵，并危及股东现有的比例性利益乃至公司的利益。参见刘俊海《论不公正的新股发行与股东权的保护》，载《河北法学》，1995（6）。

　　[34] 参见《上海股民状告红光欺诈》，载《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12月15日第二版；《国内首例小股东状告上市公司欺诈案有结果-法院裁定驳回起诉》，载《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5月3日第二版。

　　[35] 参见《从“碧纯”案谈股东诉讼制度的运作》，载《法制与经济》，19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