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隐名股东与空股股东 空股股东，是指虽经认购股权但在应当缴付股权之时却仍未缴付出资的股东，亦可将此称为出资瑕疵之股东[7].其与隐名股东的区别主要在于：1、隐名股东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因为隐名股东的出资义务的实际、全面履行受到显明股东的监督。隐名股东出资不到位将直接引发公司章程、工商登记材料中记载的显明股东的责任，在显名股东的监督下，隐名股东往往很难逃避实际出资的义务，隐名出资合同非法的情形除外。而空股股东是未按照法定或约定将对应的资本缴付到位；2、隐名股东是否享有股东权利处于不确定状态，而空股股东实际享有与其出资相对应的股权；3、隐名股东在一定情形下可以显明，而空股股东一般不会因出资的迟延履行而当然丧失股东资格，但空股股东极有可能因为出资迟延履行达到一定期限而被依法除名，失去股东资格。尽管我国公司法尚未建立规范的空股股东的除名制度，也未建立空股股东股权限制的相应措施。依照空股股东的一般原理，只要公司未将其除名，空股股东依然应被视为法律上的股东，并原则上享有空股份额下的股权，履行空股股权对应的法律义务。但是在国外已有相关的规定如德国《股份公司法》第63条、64条，意大利《民法典》第2344条均确立了空股股东除名制度。

    （四）隐名股东与干股股东 干股股东，系指由其他股东或公司赠与股权而获取股东资格的人。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1、隐名股东要依合同承担实际出资义务，并受到显明股东的监督，而干股股东往往无需承担任何的实际出资义务，往往是以一技之长而为其他股东或公司所青睐，使得其他股东或公司愿意为其出资或向其赠送股权；2、隐名股东在公司章程、出资证明书、工商登记材料上没有记载，而干股股东是记载于公司章程、工商登记材料上的；3、隐名股东往往是依与显明股东的合同而产生，干股股东往往是因与股权赠与人的股权赠与协议而产生；4、在处理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的纠纷时应首先尊重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的出资合同，处理因干股股东引起的纠纷时应尊重并承认干股持有者的股东资格，同时应尽可能维护赠与干股股权时的协议。

    三、我国关于隐名股东的立法

    （一）现行法律缺失对隐名股东的规定

    从我国现行法律来看没有明确的条文对隐名股东进行规定。公司法中仅对普通股东作了规定，明确了普通股东的权利义务。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征求意见稿》的相关规定

    尽管公司法规定股东姓名或者名称应记载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材料，以满足公司团体法的特征。但在实际生活中，只提供资金、实物、约定参与盈余分配，但不参与公司经营和管理的隐名股东大量存在。为了处理因此而引起的纠纷，最高人民法院预对其进行规定。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2月公布的《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第19条[②]、第20条[③]作了相关规定。但是，我们并不能通过第19条，第20条推定该征求意见稿确立了隐名股东制度。从第19条第1款的规定来看，在有限责任公司中，尽管名义出资人与实际出资人之间有关于出资、经营及相关权利义务的约定，但履行过程中，实际出资人享有股权，承担相关的义务，并为半数以上的其他股东所知。在股权确认之诉中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实际出资人享有股权，但是并不排除法院否定实际出资人有股权。第2款遵循了真义主意来解决股东的资格问题，而第3款则遵循了表示主义。真义主意是适合于民法等个人法的立法理念，而表示主义则与商法等团体法的立法理念相吻合。公司法属于典型的团体法，应当优先适用团体法的一般规则，即表示主义。当事人之间的出资约定只能约束受该协议影响的当事人，股东资格的确立是涉及到公司、第三人等多方利益主体的团体法上的法律关系。因此，对当事人之间的出资协议可依据真义主意进行处理，因此而产生的责任应通过民法规则来处理；而股东资格的确立应考量表义主义的运用，赋予股东名册、公司登记材料等具有公示力的行为优先于当事人双方内心的意思表示。[8]第20条前两句体现了商事法律关系中表义主义优先，并与民事法律关系中真义主义相结合的原则，但第三句的规定又模糊了商事关系与民事关系并存的情形下所应遵循的处理原则。尽管从征求意见稿第19条、第20的规定我们能挖掘出立法对隐名股东制度的些许态度，并不能因此确认该两条确立了隐名股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