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是否确立隐名股东制度的思考

    关于是否在法律中确立隐名股东制度，随着近年来相关案件数量的不断增长，逐渐引起法学界人士的关注。

    一种观点主张在立法中规定隐名股东的内容，但不用隐名股东这一名称，从上文介绍的关于隐名股东的概念可见一斑。理由是隐名股东事实上不是股东，只是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倘若不用一个名称来特指隐名股东这类在公司出资方面的特殊形态，会在立法技术方面增加很多困难。给予其隐名股东的称谓，既给实际操作带来了便利又避免了另寻他名的烦恼，还能避免与其他制度中隐名出资情形的混淆，如隐名合伙（尽管我国目前同样没设立隐名合伙制度）。

    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正处于新旧体制的转轨时期，法制不健全，难于对隐名股东这种经营方式实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而且，有可能导致某些单位和个人（国家公务员）采取隐名股东的方式暗中投资并操纵经营，以权谋私，捞取权力和资金的双重报酬，从而助长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首先，我们确立的隐名股东制度正是因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现实经济生活中频繁的出现此种情形，若再不对其加以专门的法律规制，一味借助相类似的规定，势必造成借此规避法律的情形泛滥，歪曲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其次，我们所确立的隐名股东制度本身为合法的行为，规避公司法律的隐名投资为非法行为，并非隐名股东制度的内涵，同时也为民事法律、行政法等相关法律所排斥。

    在我国有必要确立隐名股东制度，首先是现实生活和司法实践的需要，隐名股东形式已在我国经济生活中频繁出现，这从前文提及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征求意见稿》的相关规定可见一斑。正是由于立法中没有明确，客观上又需要法律进行调节，于是只能用相关的规定、司法解释来弥补。对于已客观存在的需要由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立法不应回避，而应当及时予以明确，加以必要的规范、引导和调节。其次，有利于提高人们的投资积极性，更大限度地吸收社会闲置资金用于生产；缓解经营者对资金需求的压力，促进经济发展；同时还符合合同自由的法制原则。

    关于隐名股东合同的内容、隐名股东的权义、隐名股东是否可显明及其规则、隐名股东与其他股东、公司及债权人的关系则是更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注释：

    [①] 在国有企业改制职工持股过程中可能发生，大庆中级人民法院相关案//www.dqcourt.net/xsyj/xsyj11.htm  2003-5-22

    [②] 第19条第1款规定：出资人与他人约定以该他人名义出资的，其约定不得对抗公司，但是有限责任公司半数以上的其他股东明知实际出资人的出资，且公司已经认可其以股东身份行使权利的，如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节，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实际出资人对公司享有权利。第2款规定：一方出资，另一方以股东名义参加公司，双方约定出资人为股东或者出资人承担投资风险，实际出资人主张名义出资人转交股息和其他股份财产利益的，如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节，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3款规定：一方出资，另一方以股东名义参加公司，双方未约定出资人为股东或者出资人承担投资风险，且出资人亦未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管理或者以股东名义向公司主张过权利的，出资人仅对以股东名义参加公司者享有债权；其起诉主张享有股权或者享有股东利益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