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险领域，我国还没有适用于全国范围内的外资保险公司专门法律，只有数量很少的地方性法规。如，《上海外资保险机构暂行管理办法》（1992年颁布，1995年修订）。

　　目前，我国对外国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仍然设定了一些限制措施，主要表现在：1、市场准入的限制。根据1998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把保险公司、保险经纪人及代理人公司和保险咨询公司都列入限制外商投资的领域。在《上海外资保险机构暂行管理办法》中还对外国保险机构在中国设立分公司或合资公司设定了一些条件。如必须经营保险业务30年以上，提出申请前一年年未的资产总额在50亿美元以上，且已经在中国境内设立代表机构2年以上。2、业务范围的限制。外国保险公司在中国的分支机构或合资公司只能经营除法定保险以外的经中国政府允许的业务。如境外企业的各项保险；境内外商投资企业的财产保险和与其相关的责任保险；外国人和境内个人缴费的人身保险业务；以及上述两项业务的再保险和经批准的其他业务。可见，尽管外国保险公司可以在中国从事保险业务，但其种类受到限制，份额也已很少了。 3、经营地域的限制。外国保险公司只能在中国政府特许的地域经营许可的保险业务。目前，我国只开放了上海和广州两个城市作为试点。

　　在旅游业，根据我国《旅行社管理暂行条例》（1996.10）第13条、《中外合资旅行社试点暂行办法》（1998.10）、以及《导游人员管理条例》的规定，没有国家旅游局的批准，外国旅行社不能在中国设立代表机构，经过批准的机构可申请在中国境内同中国企业、公司设立合资旅行社，经营入境旅游业务和国内旅游业务，但不允许经营中国公民赴国外及港、澳、台等地区的旅游业务。此外，我国旅游业的“入世”谈判属《服务贸易总协定》中的第9类，即《旅游及相关服务》。其中分A饭店、餐馆及送餐；B旅行社；C导游服务；D其他。我国政府与各国谈判提交的承诺表中仅限定在A、B两类。

　　三、入世后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竞争法的完善

　　与GATS协议所要求的相比，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仍然存在以下影响公平竞争的法律规定，例如：

　　第一，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仍然存在内资与外资的差别待遇。这种差别主要表现为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或低国民待遇。举例说明：外国服务提供者以中外合资或合作方式进入我国市场，可享受某些税收优惠，这对我国发展水平低下的服务贸易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 相比之下，国有企业的税收负担则重得多。在所得税方面，国家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55%的比例税率，还有其他税种，其税负合计达70%，大大高于外资企业。

P>　　第二，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仍然存在内资享有的行业垄断地位。尽管我国在服务领域逐步对外资开放，修改、颁布了符合GATS要求的法律和法规，但还有相当一部分法律有待进一步的完善。例如，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我国在金融、海运、旅游等方面均不允许采取独资形式，而只能通过中外合营形式，且要求中方控股。在许多服务领域，我国仍然对外资进入给予严格的限制，即市场准入的限制。如：对外资金融机构的设立限制在某些指定的城市；在保险业仅允许外资经营人寿险；在证券业还未允许外资进入；基础电信的开放还未进行试点；国内民航业仍没有对外开放。这些规定这显然不符合GATS的市场准入和逐步自由化原则。

 

　　第三，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仍然缺乏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公平竞争环境需要立法与司法的完善，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至今还没有一部统一的服务贸易基本法，现行的一些法律大多是国务院及各部委颁布的一些专项法规、条例、以及各地方性的规定和办法，其效力缺乏统一性和权威性；其次，许多重要的服务部门尚没有制定法律加以规范，如旅游业、航空业、建筑业、以及劳务输出等领域几乎是空白。这使我国的服务贸易与GATS所要求的公平竞争环境差距甚大。再次，有关贸易政策和法规仍缺乏透明度。现有的贸易政策和法规还没有能够公正、合理和统一地实施，许多规定仍以内部文件的形式出现，使业外人尤其是外国人很难了解具体内容。此外，有些法规之间缺乏协调，前后矛盾。例如，1983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规定，旅游业允许设立合营企业。（第3条）1995年颁布、1997年修改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却将旅游业列入“限制”投资一类，这种矛盾使原本并不透明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更难以琢磨，缺乏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