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制度（或技术操作）层面上，法学界的研究认为，公司治理是一个由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组成的系统，所谓内部治理是指公司组织机构制度的调整和改革，而外部治理则是对资本市场监管的设计和改革。这一范畴的基本依据来自学术界对德、日与英、美为样板的公司治理模式的比较。学者们认为，属于英美法系的英国和美国，其公司治理主要是靠发展充分的证券市场作为支撑的；而属于大陆法系的德国和日本，由于资本流通性较弱，证券市场相对不十分活跃，因此公司机构在公司治理中起着主要作用。[3]可见，法学界对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的划分，特别是将外部治理理解为对资本市场的监管，其基本的理念支撑仍然是“投资者主权”和“股东至上”。当然，也有学者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否定“股东至上”是公司治理的基础，但由于他们所设计的利益相关者介入公司治理的具体措施，仍然是以将公司债权人的身份转为股东身份为前提的，换言之，尽管他们认为，公司治理在法学意义上应当包括股东以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保护，但在法技术上缺乏利益相关者介入公司治理的途径的具体设计和论证的支持，因此仍然不能脱离“投资者主权”和“股东至上”的窠臼。[4]

　　由此得出结论是：我国法学界提出的公司内部治理与经济学界在狭义上理解的公司治理基本相同，但法学界提出的外部治理却并不是指利益相关者权益的保护，而是指证券法以保护小股东权益为目标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及其改革。因此，在公司法意义上，公司治理仅仅是公司内部组织机构制度的调整和改革。由于涉及法学家们对公司治理本质的认识，因此，上述区别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进一步的问题是，从公司法的角度，公司治理的范畴是否就是公司机构制度的调整和改革？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局限性的观点。

　　二、资本监管及其改革是公司治理的重要范畴

　　-公司固有矛盾、控制、公司治理

　　笔者认为，首先，在公司法框架内，针对公司治理的改革实践并没有被局限于内部机构的调整；其次，公司法意义上公司治理范畴的确定取决于公司固有矛盾及其发展演化。

　　1、公司治理所涉及的法律改革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起，由公司经理人员高薪、权力过大所导致的日益严重的损害股东权益现象，就使得公司治理成为西方国家所关注的问题。其中，英国被公认为全球现代公司治理运动的主要发源地。“以三个相继成立的非官方委员会主席的名字命名的研究报告，即Cadbury报告、Greenbury 报告和Hampel 报告”，标志着现代公司治理走向制度化。[5]从三个委员会的职能看，由英国的财务报告委员会、伦敦证券交易所等机构成立的（包括有关方面的12名权威成员组成）委员会的工作及其所发表的Cadbury报告值得关注。该报告题为《公司治理的财务方面》，主要注重公司的内部财务控制和相应的风险管理，注重董事会的控制与报告职能和审计人员的角色。在笔者看来，这是一个加强对流转中公司资本的监管的报告。尽管该报告对公司法改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强调外部非执行董事在内部控制和审计中的关键作用，但由于该报告所提出的问题不仅指向股东权益保护，而且通过对董事在公司财务信息方面的义务和责任的强调，也产生了对公司债权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保护的后果，因此可以说，从一开始，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社会利益损害的问题就已经蕴含于公司治理的法律范畴之中。

　　2001年12月， 排名美国第7、全球第16位的大公司安然（Enron）突然破产，其后，世界通讯、环球电讯等大公司在财务问题上弄虚作假的丑闻相继暴露，美国的大公司陷入了空前的信誉危机。相当多的学者认为，这些丑闻之所以令人震惊，“不仅因为它们是由一些最大和最有声望的美国公司一手导演的，而且更因为声誉卓著的美国制约体制居然未能阻止它们的发生，甚至允许他们隐而不露达如此之久”。[6] 所谓的美国制约体制当然包括公司治理制度。早在1992年5月，美国法律协会经过十年的认真研究，发表了题为《公司治理的原理：分析和建议》的报告。该报告包括公司的组织及其作用，大型公开公司中董事及执行职员的职务与权限，监督委员会等董事委员会，董事及执行职员、控股股东等的公正交易义务，通过代表诉讼等手段的救济等7个部分组成，该报告的一个重心是强化监督机制，建议引进具有独立性的外部董事（超过董事会成员的一半），在董事会内组成监督委员会作为董事会的下位机关。[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