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胡德（C. Hood）出版了《政府的工具》（1983、1986）一书；而在90年代，皮特斯（B. G. Peters）和尼司潘（F. K. Nispen）则主编了《公共政策工具》（1998）一书。这些著作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 韦伯曾经指出，法律制定者或者适用者会自觉地遵循某种一般的原则，包括宗教原则、伦理思想的体系、理性的观念以及清晰的政策。参见[德]马克斯？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张乃根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

　　[20] [德]马克斯·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张乃根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21] 德国的《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实际上综合体现了宏观经济的四大目标，而且具体地规定了各类主要的经济政策的协调。参见张守文：《德国的（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外国法译评》1993年第4期。

　　[22] 参见姚海鑫：《经济政策的博弈论分析》，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版，第83一85页。

　　[23] 各项政策从公布到实施，再到产生效果，需要经过一定的传导机制和时间，从而会产生“时滞”。一般认为，政策效应是时间的函数，随着时间的变化，政策工具对政策目标或政策对象所发生的作用也会发生变化。

　　[24] 即使在民法领域，也要关注相关的社会政策。例如，韦伯认为，所有权概念的存在，是某种社会现实和实际社会政策，即实体合理性的体现。参见[德]马克斯？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张乃根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页。

　　[25] 波斯纳认为，在司法活动中，法官必须作出政策选择，而决定这一选择的是对其他选择的后果的调查和评价：即对法治，对诉讼双方、对经济对公共秩序、对文明、对未来—简而言之，对社会的影响。参见[美]理查德·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