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题为“建设全国统一的媒体市场”（《南方周末》2003年10月23日头版）的文章在谈及建设全国统一市场时讲道：“本来，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崇尚‘统一’的民族特性和文化传统。” 我不知道作者是企图从传统文化和“本土资源”中为当今建设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寻求某种文化解释，还是自觉不自觉的运用了康有为“托古改制”式的策略风格（毕竟作者对“统一”一词加了引号）。无论怎样，当我这样理解作者此言的用意时，我感到一阵强烈的不快，我觉得有必要针对性的表达出我的观点：当下我们提出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这与古代中国的大一统观念之间绝对没有思想文化上“继承并发扬光大”的必然联系。——如果我这样说不过表示了我在认识上的神经过敏，我也觉得有必要做出一个提醒：我们不应当把任何来源于大一统观念的文化资源用作论证建设统一大市场的合理性与正统性。也许我的上述文字给人偏激之感，但我相信至少我的分析方向在学术上是科学的，并且在政治上是正确的。

　　“大一统”一词，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其后有数人对之进行注释。《汉书。王阳传》有言：“《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董仲舒作进一步升华：“统正，其余皆正”。欧阳修著《正统论》，开篇解释“君子大居正”、“王者大一统”，写道：“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有史家认为，“正统”就是“大一统”的别名，“政令统一”与“统治合法”才是大一统的全面含义。一般认为，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的朝代是秦朝。但学者张仲立分析说，以严密的宗法体制和宗祖儒家文化为标志，周朝便已建构起能够“牢牢地打下了华夏社会大一统的根基和深深地种下了大一统观念的社会思想源头”的政治文化结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便是大一统观念在周朝的时代表述。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上的分裂战乱与思想上的百家争鸣，站在在大一统的对立面上强化着大一统。当历史演进至秦王嬴政“包举宇内，并吞八荒”实现版图统一和汉武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达到思想统一之际，加之儒家的“仁政民本”思想消解了“统治合法”的本原含义之后，大一统观念彻底沦为政治独裁与思想钳制的文化帮凶。在我看来，大一统观念的实质不在“统一”而是“专制”。不仅政治专制，更有思想专制；不仅中央专制，而且地方专制；不仅皇帝专制，亦可百姓专制。

　　建设统一大市场的原动力来自于市场经济的不断前进。“统一市场”，首先是“市场”，紧接着是“统一”，是在市场经济的语境下谈论市场的统一。市场经济的前提是市场的存在，市场存在的前提是产品交换的需要和可能，产品交换的需要源于工商业从农业的分离，产品交换的可能则基于个人产权的确立。学者余晖把市场经济理解为，在社会分工和充分竞争的环境下，理性、自利的人们自由利用自己的私有资源，依据自愿达成的契约进行交易并获利的一种经济形态。学者们在概括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时，提出了自由、开放、竞争、公正、效率、统一等指标，在我看来，市场经济的实质在于“自由”二字。没有自由，如何开放；没有自由，怎能竞争；没有自由，怎样公正；没有自由，何谈效率；没有自由，何需统一？

　　自由造就了市场，市场也扩张了自由。在市场化的进程中，被市场张扬的自由因为种种原因产生异化，从而构成对自由市场的反动。其中，地域分割、设置壁垒、行政垄断、准入限制、歧视条款等等肢解市场、打破统一的行为就是一个严重的“自由对自由的否定”。此时，若想市场健康的存续下去，必须来一次“否定之否定”，“统一”的问题因此凸显出来。统一，从根本上讲，不是为了消除或限制市场自由，而是为了保障和扩大市场自由。统一大市场要求商品自由流动，这意味着消灭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统一大市场要求人员自由流动，这意味着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和发达城市的增容限制； 统一大市场要求资本、服务自由流动，这意味着废除差别待遇和歧视条款。统一大市场通过废除政府的“自由”而达到公民的自由；统一大市场通过废除垄断的“自由”而达到竞争的自由；统一大市场通过废除分割的“自由”而达到统一的自由。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说，不能把“统一大市场”的“统一”理解成“大一统”观念中的“统一”。因为“统一大市场”的“统一”是自由基础上的统一，是以自由为目的的统一；而“大一统”的“统一”是专制基础上的统一，是以专制为目的的统一。专制与市场的本质特性背道而驰。市场呼唤自由而排斥专制，统一大市场更加渴求自由而唾弃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