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汉学界的现当代中国问题专家似乎从未停止过对三S（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埃格妮丝？史沫特莱、埃德加？斯诺）的研究。如所周知，三者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早期形象主要是通过他（她）们向西方广为传播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经典就出自斯特朗与毛泽东的谈话。斯特朗出狱后即于1958年定居中国；而史沫特莱新中国刚刚成立（政治意义上的）后的1950年就向往“回”到中国，不幸病逝牛津未能成行。只有斯诺直到1960年才第一次踏上新中国的土地。

　　据一般资料介绍，斯诺是受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而移居瑞士。但历史事实却是：这个所谓的麦卡锡主义的猖獗时代是四十年代中后期到五十年代初，最晚于1954年寿终正寝。斯诺举家迁往瑞士是在五年后的1959年，这时，麦卡锡本人都已死两年多了。看来，斯诺因为麦卡锡之流的阻挠未能前往中国的观点站不住。不过，另一种揣测也似乎不可靠：斯诺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却在新中国成立11年后才重新到访，其中必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奥秘。笔者认为，此现象虽然蹊跷，但不是不可以解释。据斯特朗的经历，从1940年底到1950年底的约十年中，美国公民（特别是记者）经苏联前往中国难度极大。斯特朗甚至被投入苏联的监狱。这无疑主要与苏美当时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角逐，以及朝鲜战争的背景不无关联。在苏联生活和工作了30年的斯特朗的遭遇尚且如此，对待同是美国记者的斯诺，苏联的态度可想而知。而在当时，通过和中美都有外交关系的苏联前往中国是最为安全和便利的途径。从南边的香港入境危险更大，周恩来总理的座机都有人放炸弹。暗杀是直到当时的国民党等的拿手好戏，斯诺不得不防。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斯诺三次访问中国的时间：1960年、1965年和1970年的确太有意思、甚至太耐人寻味了。1959年中苏公开交恶； 1964年年底，即10月16日赫鲁晓夫下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是年11月周恩来总理率政府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中苏关系出现解冻契机；1969 年中苏发生边界武装冲突（珍宝岛）。这实在是冷战时代全球战略平衡最具吸引力的三个时刻。巧合不能没有，但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斯诺辗转瑞士来到中国，和另一位旅居瑞士的文化名人卓别林相比，后者因为接受了“共产党资助的”世界和平理事会颁发的和平奖、中国总理周恩来的宴请、还曾于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会面等等原因，被美国中央情报局要挟拒签，才被迫留在欧洲的，而斯诺是自愿出走的，有没有选择中立国做“跳板”的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