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足七个月的时间里，萨维尼作为编外教员 (Privatdozent)在马堡(Marburg)写作他的《论占有权法》，这使他一时间获得了两个职位，一个在格赖夫斯瓦尔德(Greifsward)，另一个在海德堡(Heidelberg)。他谢绝了这两个职位，因为那时他正在欢度自己漫长的专业蜜月，往来于欧洲的图书馆，收集手稿文献，希望在此基础上建构其《中世纪罗马法史》。但是，他竟忙里偷闲地就重建海德堡大学向巴登政府提供咨议。如同其他国家，十八世纪的大多数德国大学均不幸地萎缩，这座德国最古老的大学已经沦落为一所地方性学院，拥有104名学生，却无象样的教师。萨维尼当时年仅二十五岁，尚未有在任何院校或学术机构的工作经历，但是，其信札和备忘录展示出他具有优异的技巧和远见，虽然资金不足以实现他的许多建议。海德堡大学现已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学府之一。迄至当时，经由与一位教授的女儿结婚，或另辟佳境，与他的遗孀结婚，从而成为教授，进而继承其讲义，均不足为奇。萨维尼决意荐举德国——当然，当时的德国是由几十个独立的公国构成的——的最佳人选。仅仅六年之后，他更实质性地参与了柏林大学的筹建工作。他是第一位选举产生的大学校长(Rektor)，或者说是英式的Vice Chancellor(校长)，以基本类似于海德堡的方式，更为成功地襄助筹组大学。不过，必须承认，在其已经成为历史法学派领袖的晚年，他运用自己对于德国大学和普鲁士政府的强有力的影响，排斥其他学派或 / 和私人论敌的追随者获得法律教席，或在其前行道路上设置其他障碍，即便其乃人中翘楚。13如此这般，他成功地在自己去世很长时间以后，仍然控制着德国的法学院，虽然在某些情况下，他被黑格尔更加强有力的影响所击退。甚或我本人的许多老师都是萨维尼的学生的学生，其职业生涯间接受其影响，提起祖师姓名，无不怀持最为深沉之崇仰。如果说，几十年间德国的大学成为德国文化生活的中心，成为欧洲，其后是整个世界的经受了更为科学的精神洗礼的学者们的麦加，那么，在很大程度上，这应归功于萨维尼的行政天才。凡此教育成就，不应被他更为伟大的人文成就所遮掩。当然，伟大的人文成就的取得还需要天才之外的其他素质。

　　自宗教改革运动，科学研究雄据德国大学的中心，而自三十年战争，学术从业者多来自中产阶级下层，因奉给低微，学术作为一业毫无社会地位可言;反之亦然。在普鲁士，情形尤甚。只提一个最糟糕的例子：历史学家贡德林(J. P. Gundling)，莱布尼茨的柏林科学院院长职务的继承者，被整日喝得醉醺醺的菲特烈·威廉大帝一世实在只当作个宫廷弄臣而已(court jester，Hofrat)。 一八0三年，萨维尼曾就其时的德国大学问题为一家短命的英国杂志撰文。该文译笔拙劣，直到一九三一年被重新发现，此文完全湮没不闻。差不多四十所大学中，他说，只有四所超越了地方性的局限。对于名列前茅的普鲁士大学，其评价是这样的：